按：去年10 月，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田东照先生因病逝世。上世纪60 年代就读山西大学时，东照先生曾经是当时的学生通讯组织“灯塔社”的社长，山西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张恒先生则是其中的一名成员。在工作中，逐渐建立了彼此相知的可贵友谊。所以，张恒先生这段回忆文字，对于了解东照先生的早年生活以及优秀的人格风范与事业精神，还是大可一读的。兹予发表，以飨识者。
我少时酷爱文学，也曾创作过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后来呢?就应了萧伯纳那句鬼话，大意是“文学创作的成功者就成为作家，不成功者就成为了教人怎样当作家的人”。敝不才即寒伧至此之辈也。遂中道折返校园，“舌耕”糊口，专以践行萧伯纳那句鬼话为务。与文艺界人士，原本识者也渐趋疏离。尤因暮岁退休，寄居京师，桑梓信息，越发迟滞。前不久忽从网上获知，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田公东照，辞世已逾数月。惊骇之余，觉得无论如何应该写点什么，以寄讴思。我与东照，其实有过一段非常难忘的交情，若论岁月久远，恐时下三晋“码字”诸君，都还得往后搁搁了。
1962 年，我考入山西大学。那时候，学校有一个皆由学生主持的通讯组织“灯塔社”，负责全校广播，也负责学生饭厅对面一排20米左右的黑板报的定期“出版”。在政治上我并非“又红又专”，属于“后进”行列。然而，由于胡写乱画几笔尚堪入目，乃被“灯塔社”吸纳，成为板报组的编辑。板报组有编辑四五名，还有几位字特别漂亮的同学负责书写，组长是中文系的王作秀，后来曾经担任过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板报组的任务就是两到三周更新一次黑板报，时间追得很紧，常常需要利用假日或者放弃午休，编排稿件，规划版面，设计报头与插图。担子虽不轻松，但共同的喜爱，年轻人的进取心，希望得到广泛好评的企盼念想，总仿佛是一种无形的驱动，大家凑到一块，有说有笑，都干得格外认真格外卖劲，套句时髦的话讲即十分“给力”。
进入“大二”时，“灯塔社”社长换人，由东照接替此职。王作秀等一些高年级学生也毕业离去，成员重新调整。后来成为海南师范大学教授的历史系牛志平，担任了广播编辑组的组长，我接替王作秀担任了板报组的组长。当时，在学生宿舍6 楼一层的最西边阳面，有一间“灯塔社”的办公室，东照就住在那里。而我，时不时需要前去，或者开会研究工作，或者个别领受任务，或者取待编的、送编定的稿件。久而久之，与东照也就熟惯了。
东照是学生“宣传”系统的首席“掌门”，又是那个时代极为稀少的学生党员，政治可靠，组织纪律性强，思想比较正统。我则向来不够安分守己，骨子里颇多“离经叛道”情结，满脑袋都是“私心杂念”。故开始接触时，还是对东照保持了相当的“精神戒备”，张口闭口公事公办，此外并无多少交流。后来发现，东照为人稳重谦和，淳朴善良，踏实厚道，做事不畏苦累，韧性十足，即执著又顽强，一旦锁定目标极其坚定。尤为可贵的是，在那“左风”炽烈的年代，与某些紧跟形势、自命不凡的学生干部不同，东照的政治态度毫不偏激，处理问题清醒冷静，像我这样“专”虽差可“红”却远逊的家伙，能够一视同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由是，我对他的好感“与时俱进”，彼此的交流日益坦诚。下午课外活动，夜间晚自习时，总愿到“灯塔社”办公室转转，与他聊上一会。渐渐地更加觉得，表面似显木讷、说话注意分寸的东照，实际上非常率真，也很健谈，而且才气不俗，天赋甚高，文学修养非常了得。特别是生活阅历的丰富，实在令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小资”青年惊叹不已。
1963 年冬，东照在山西的文学杂志《火花》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第一天》。当时，能够将作品变成“铅字”，简直是“难于上青天”的事。因此，他的名气在学生中不胫而走。曾经投出好多稿件、均皆惨遭“枪毙”的我，自是羡慕之极，前去“搭讪”一番的“意念”越发热切。而东照，也正被处女作“出阁”的欣喜深深激励，创作“斗志”空前“昂扬”，经常“闷”在“灯塔社”办公室里苦思冥想，熬夜“笔耘”，撰写短篇小说新作。依稀中回顾，东照好像亲口告诉过我，他发表的短篇小说，原系五个字的标题，《第一天》是《火花》编辑所改。记忆最清晰的是，他还拿出新作初稿，给我介绍，让我浏览，甚至当面念过几段。粗糙的稿纸，刚正有力、中规中矩且又不乏大气的字迹，对自己呕心沥血的收获溢于言表的珍爱，给我留下了牢固的印象。这篇小说，就是几个月后发表于《解放军文艺》、为东照带来更大声誉的《新老队长》。我呢?那几年痴迷不舍的是诗，也在“灯塔社”黑板报上“发表”过几首。当然，每次“发表”还得东照最终审定。他看过后，几次直言无讳地提出，我的诗想象力还凑和，但是不够质朴，有点华丽，雕琢词句的追求太多。东照的忠告，应该说是十分准确的，我们的了解也仿佛大大推进了一步。
1964 年元旦之前大约10 天左右，东照突然托人叫我，赶快去“灯塔社”办公室一趟。我去了后方知，他是要将撰写“新年献辞”的任务“下达”于我。原来，那时候每到旧的一年结束之夜，新一年到来的零点零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要播放一段悠扬动听的“钟声”音乐。所以，晚餐后许多同学和老师就会聚集到兼作礼堂的学生饭厅进行联欢，先是唱歌娱乐，继而静默等待。“钟声”响起的刹那，掌声呼声骤然爆发，顿时一派沸腾。随即，由男女两位同学款款登台，朗诵“新年献辞”。如此光荣的使命，东照竟然“恩赐”给我，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喜出望外，乃竭力弘扬“时代主题”，尽情绽放“革命旋律”，搜索枯肠折腾了好几天，又听取了东照的意见反复修改，终于基本交卷。诗的开头几句大概是这样的：
从东海渔场欢歌跳跃的拖轮旁，
到新疆牧区奶茶飘香的毡房外;
从大兴安岭飞雪弥漫的丛林，
到五指山下绿意葱茏的椰寨……
其他内容忘却，无非就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伟大祖国处处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美帝、苏修日暮途穷，即将土崩瓦解，人类解放的曙光就在前方云云。朗诵“新年献辞”的男同学记不清了，女同学是“灯塔社”头牌广播员、化学系的赵渝滨，后来嫁给了学生会文娱部部长、外语系的小帅哥吴荣。不过，当年最反对“个人名利”，朗诵“新年献辞”绝对不会通报作者。于是，我就退到最后，站在远处，一个人静静地倾听着自己的文字轻轻飘向耳畔。事后，东照表示，效果可以，辛苦没有白费。这是此生中我的“歪歪诗”首次公开“示众”，我也实实在在地体味了一番个人奉献的价值、被集体认可的愉悦，以及为母校做出些许“成就”后悄然萌发的骄傲。
1964 年5 月，中文系一年级高材生、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梁志宏，以“歌今”的笔名在陕西的文学杂志《延河》发表了诗歌《伐木工人礼赞》，继而又在《人民日报》等报刊陆续发表诗歌，还发表过一些当时颇为盛行的“战斗”诗篇“对口词”，同样在学校名声“鹊起”，东照也很欣赏。认为志宏的作品更具时代气息，更符合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需要，我应该向他学习，放弃“唯美主义”倾向。不久，正是在“灯塔社”，东照介绍我与志宏相识，且在此后数年的读书期间成为文字之交。然而，尽管对我有所批评，但到了1965年元旦前夕，东照仍旧将撰写“新年献辞”的任务“下达”于我。越是想起这些，就越觉得东照的人品真是难能可贵，越觉得必须向远去的他致以深切的敬意。感谢他的宽厚、他的信赖，才使我能够在大学岁月的生命进程中，闪现了这样两道微薄的亮丽，刻下了这样两段朦胧的印记。
1965 年，东照大学毕业，留校担任校刊编辑。“灯塔社”社长再次换人，志宏荣升副社长，我原职“留用”，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中文系崔巍也加入板报组工作。这时，“极左”思潮日甚，“反修防修”、“教育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整天喊得“地动山摇”，不少大学生被分配到最艰苦的地区“接受改造”，留校名额控制最严，优中选优，上中选上，几如凤毛麟角，是令无数“同窗”艳羡万分、垂涎百丈的顶级“美差”。可是，东照不然。为了成就其文学梦，他似乎已经孕育着“壮士断腕”、“破釜沉舟”、“置诸死地而后生”的去职“预谋”。
是年11 月，山西党政领导，提出苦战一个冬春、建设1500 万亩“高产田”与1500万亩“稳产田”的奋斗目标，媒体遵命大力宣传。我抓住机会，模仿志宏的风格，写了一篇谓之《斗天歌》的“对口词”，很快就被《山西日报》副刊编辑看中，12 月初见报发表。
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居然成为我变成“铅字”的“处女作”。接着，我又假借“学习焦裕禄”之类“热门”素材，写了几篇“对口词”发表。一天，在校园碰到东照，他鼓励我说，“对口词”不错，思想积极，激情饱满，能够关注现实，就是大的进步。其实，我哪有什么“进步”，说到底还不是顺水推船，浑水摸鱼，逮空子捞点儿“蝇头微利，蜗角虚名”。此乃我在学校与东照最后的晤面，正是这一次东照流露了调到基层工作、深入体验生活、继续从事创作的想法。我听过后固然很难理解，但也觉得他不过说说罢了。离开繁华的省会，放弃高等学府黄金一般的岗位，谁能舍得?然而，他最终还是走了，回到了晋西北穷困贫苦的故乡兴县。闻知此讯，我简直大吃一惊。越发感到，这位“一根筋”硬到底的“拗相公”，委实是一个敢作敢为、敢开“顶风船”的角色，一个“特别能战斗”的人物。
其后多年，我与东照再无联系。1976 年夏，山西举办全省“农业学大寨”文艺调演。经过“劳动锻炼”、分配阳泉工作了六七年的我，因为发表过一些纯属二三流的应景文字，遂奉当地“有司”指示，为阳泉演出团编写了一出小戏，随团奔赴太原观摩，并参加评论组活动，在今已拆除的人民公园即海子边“人民大礼堂”招待所居住一个多月。吕梁演出团的编剧罗贤保，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日本鬼子松井队长的扮演者方化之弟，恰恰是东照的创作搭档与好友。彼时，东照正在太原，为出版社修改自己的一部小说，好像就是后来的《长虹》。一次，前来看望罗贤保的东照与我巧遇，便相随出去，蹲到人民公园东门外的马路牙子上聊了一会。东照告诉我，回到故乡后，为了写小说把家庭“拖累”得“够呛”，甚至连出行必须的自行车也卖了，夫人则概无怨言，觉得十分愧疚。又说，他的小说手稿足足积攒了13 斤半，一点回报也无，如果这次不能出版，以后绝不再写了。此刻，我瞧着其人一身乡镇干部似的衣着，心中实在“五味杂陈”，虽然人各有志，但率尔“挂冠”归去的东照竟至“自苦”若斯，是福是祸?是该赞叹还是惋惜?该“鼓作气”还是“泼冷水”呢?最后，只剩下互道珍重，无语作别，其他种种就俱皆“莫莫莫”了。
越明年，“新时期”到来。不久，我调返母校执教，主讲写作理论，兼授文学鉴赏。因此，阅读了一些当代作品，东照的小说也稍涉及。觉得毕竟“问世”，多少拿到“润笔”，生活不必捉襟见肘，但却还是未能畅快“登顶”，尚有诸多“余勇可贾”，较之山西那些“晋军”新锐名气仍欠响亮。直到1985 年，东照在北京发表了小说《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一时轰动文坛，好评如潮。我就知道，厚积薄发亦复“后发制人”的他，终于熬出“隧洞”了。“鱼跃龙门”，“鹤鸣九皋”，在中国当代时暖时寒、忽明忽暗且又挨挨挤挤的文学“星河”，足可稳夺一席“宝座”了。而这篇小说最为“当红”之际，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刘佳斐女士约人改编为广播剧播出，我欣然应邀，“捉刀”成之。这段堪称倾注着我的“单极”友情的往事，也不知东照知也不知。
1989 年，东照调回太原，出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在“作协”院内，在个别会议上，我与他见过几面，只是彼此忙忙碌碌，均无详谈。1992 年9 月，我给一年级新生代课。某次课后，一位个头颀长、相貌清秀的同学告诉我，他就是东照的儿子田晓宇。此后，每每通过晓宇互相转达转达音问。再后来，我退休常住北京，故乡的社会活动甚少参与，就更无缘与东照叙旧了。但关于他的消息犹可零星得悉，知其“行政”工作勤勤恳恳，扶掖后进尽心尽责，圈内以致“外围”人望颇高，也浏览过他的部分“官场小说”以及《河缘》与少许散文。则不免感慨，奉献意识无懈可击、做什么事从来脚踏实地的东照，这一切对他的影响，对他文学成果的数量质量，太有点可惜，副作用显然是太大了。
2012 年5 月，山西大学举行建校110 年庆典。其间，曾经朗诵过一首名为《母校，您好……》的诗，最前面的一节是：
我是您春风吹绽的鲜花一朵，
我是您春雨染绿的新芽一苗。
我是碧波里您轻轻托起的风帆一叶，
我是晨曦中您深情牵引的霞光一道。
我是您金色沙滩小小的贝壳一枚，
我是您苍莽丛山浅浅的溪流一条。
我是您融融爱意暖热的明珠一颗，
我是声声欢唱紧贴在您心口的一只振翅蓝天的飞鸟。
当我——将我的成长、成熟和我的未来交付给您，
于是，您那巍峨的身躯、温馨的怀抱，就成为我生命长河中永远的滚沸、永远的燃烧，
和永远的图腾、永远的航标……
听着听着，台下的我突然想起了东照，顿时百感交集，两眼泪水。因为，诗的作者正是敝人;因为，承蒙东照错爱，从1964 年元旦有幸初次朗诵拙诗，不知不觉倏尔48 年了。光阴荏苒，青春远去，可是数不胜数的山西大学“吾侪”学子，已经成为科技精英、学术栋梁，成为卓越的人民教师、优秀的国家公仆，或者筚路蓝缕、锲而不舍的创业先锋，文坛艺苑其华“灼灼”、其果累累的名家。当年的“灯塔社”社长、我至为“臣服”的“老领导”东照，无疑就是此中出类拔萃、“佼佼”非常的一位。
孰料，苍天素来有眼无珠!造化总爱捉弄好人!如烟的记忆宛然在目，怎么未及两年，东照说走就走了呢?
以东照之奋发之坚韧之“咬定青山”之孜孜不倦论，创作收获似乎不算丰富。其代表作，则仍应首推《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而东照自己，恰恰也在人生的征程大大地“转了个弯”。须知，东照大学毕业时，留校是“沙里澄金”的最佳“分配”，他又是中文系“头号”人选，可与之同时留校的“二号种子”郭君振有，后竟“升迁”北京，荣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督导办”主任、国家副总督学等要职，至今仍以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的身份活跃“业界”。所以我想，假设东照不那样毅然决然“归去来兮”，回到偏僻、促狭的老家，人品上乘、口碑一流的他，能不“仕途发达”吗?官儿能比振有小吗?甚至，如果一直在大学供职、省城生活，最终致其“大去”的类风湿病的“原始”病源，能有机会攻击到他吗?
当然，一切假设都是苍白的。是耶非耶?正矣误矣?从来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圈”命题。故时至今日，我也只能以小人之心猜度，东照凭着罕见的胆识与意志，付出了殊为不易的牺牲，书写了令人“仰止”也令人唏嘘的“逆袭进行曲”，皮相言之或许可谓“功德圆满”，实现了追求一生的终极理想;但志存高远、性格倔强的他，却黯然“中寿殂俎”，告别尘寰之际，恐怕更多更多的还是夙愿难酬的隐痛，壮心未已的憾恨、苦楚与悲怆。
所可慰者，东照毕竟养育了一位足可承挑父业的儿子晓宇。而作为我的学生，两年的接触中深深感到，晓宇尊敬师长，注重礼貌，阅读广泛，思维敏捷，脑瓜子很有灵气;与饱受正统“熏陶”、一切遵章守制有时不免拘谨的东照差别昭然，“代沟”非浅。他认知不落常格，颇富异想，接受新事物易，适应新潮流快，听讲未必多么上心，作文却写得认认真真，数字也每每超过他人，跳跃变化，洒脱率意，语言驾驭特色鲜明，并不全按课堂讲授传统套路“出牌”，有点“现代主义”风格端倪，甚至闪烁着“叛逆”色彩。某种意义上说，宛若大学时代的我。对于这样的学生，我骨子里一向比较赞赏。觉得就仿佛一棵生长在莽原的树，开放在旷野的花，一旦铲平了周边的坑坑洼洼，砍去了或许“缭乱”的枝枝叶叶，也就失去了那种“伸胳膊蹬腿”的自由自在美了。因此，我还是几次给予鼓励，希望他有朝一日迸发出不逊于父亲的火花。
其后，晓宇毕业离去。三四年前，他的小说《明天，太阳从这里升起》出版，曾来学校找我“馈送”，因我不在托人转赠。我翻阅后，感到纵仍有提升余地，然较之东照“胜于蓝”处也不可小视。于今，东照既已“仙逝”，我倒愿意“聒噪”晓宇几句，倘若能够重新拾起乃翁诸作，将其二度“装修”，剔除某些旧式“政治烙印”、“图解痕迹”，注入更多“普世”主题、永恒人性、超越“阶级”、“时代”的反思意蕴与批判精神;窃以为，真正做到了这些，令尊的心血才不致被历史湮灭，大名才不会被岁月遗忘，令尊泉下有知，势必也定会愈加安然、愈加欣喜。有条件“打造”一段父子“接力”、“后浪”尤高的文坛佳话，难道不是幸事?不知晓宇意下如何?
驻笔瞬间忽又想到，老妻梁某也系当年“灯塔社”广播员之一，并与东照略识。唯我与伊人，彼时仍属“陌路”。后来所以得手，则皆由“文革”混乱趁机“斩获”也。最后，我们共同遥拜，望“老领导”田公东照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