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90年代发生根本性的社会转型后，与之相适应，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强烈的普遍性的动荡，原有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虽然束缚了国人的创造空间，但也让国人的精神世界相对稳定，思想上，各种原因，不敢有非分之想，大家说大致相同的一样的话;经济上，收入差距不致过于悬殊，而且，也没有什么自己可以迅速改变自己经济处境的机会;日常生活形态，虽然也有内容与程度上的些许差别，但总的说来，大同小异。但1990年代之后，却是完全不同了，统一的人生设计与规范，不复存在，种种人生追求，似乎都为你展开了实现的可能，而且，眼瞅着你身边原来与你相似甚至不如你的人，因为种种原因，好像是突然之间，变得在当今世界里，如鱼似水般的自由自在滋润鲜活，受人羡慕，为人夸赞，于是，由不得你，也想蠢蠢欲动，做点什么打破原来生活常规的事情，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情境，体现一下自己的价值，平衡一下自己的心态，这就是当今社会上普遍地出现“浮躁”现象的主要原因。但国人中的许多人，虽然看着别人上天入地地打把式，好生羡慕，自己也想挥挥胳膊抡抡拳头，但身心被一个模式框架束缚得久了，却已失去了“动弹”的心力与能力：胳膊不知道该伸向哪里，只能照猫画虎地学着别人来;拳头还没打出去，先就收回了三分，其结果就是露出了一副“猥琐”的本相。这是国人在中国当今时代的一种精神病症，张暄的短篇小说《眼镜》就是这一精神病症的形象显示。
你看，小说一开头，就让我们看到了主人公林那的这一精神病症“对许多不能做不可做的事情，他反倒常有不妨一试的欲望——也不敢冒大不韪”：既想不按规矩在小区里停放车子，让小区保安斥责后，又乖乖地把车子开了出来。这样的一种时代性的精神病症，在男女情感世界里，可以得到最为典型的体现，这是因为男女情感世界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这也是因为男女情感世界是最为鲜活敏感的。《眼镜》就抓取了这一点，对上述精神病症作了深入地展开：在家庭生活中，林那不会满足于家庭生活——不会满足于自己的生活现状，更不会去设法改进家庭生活的质量——总是希望用打破原来社会模式框架的办法来体现自己对新世界的向往与追求。于是，林那总想着做点“出轨”之事，却又怕承担一点点责任，却又怕承担一点点风险：他心仪于眼镜店的姑娘白小薇，但怕妻子知晓，更怕“何况人家还没结婚，一旦被缠上，那可如何收拾!”所以，他面对姑娘的热情，即使仅仅是一件小事，却也退避三分。“他路过眼镜店，突然心血来潮，便逗白小薇：中午请你吃饭吧。白小薇先是眼睛放出光来，随后又沮丧地说，现在不行啊，得看店呢。然后又怯怯地问，晚上不好吗?林那笑笑：晚上得回家陪你嫂子呢。白小薇嘟一下嘴，不吭声了。”思来想去，林那为稳妥起见，把追求的目光投向已婚的同事孙凌，但既想与对方亲热，又怕对方“是否会离婚缠上自己”?更怕双方家庭怕自己单位同事知晓，影响自己声誉。如此猥琐的精神情态，何美之有?作者对此作了尽情的嘲弄：为了一次二人出游，林那费尽心机绞尽脑汁，但原本以为非常浪漫美好的出游却尽失所望：甫一出游，“发现两个人的座位都被别人占满了，剩下的都是单座。林那想和谁换一下，可一看那种亲密程度，都像是夫妇、情侣或朋友。他也张不开这张嘴”。及至游览点“阳光暴烈……在热浪的裹挟下，两人都有点懈怠，事先想象的热情一点都激荡不起来”。好不容易上了漂流船，因为遮阳伞，“整个漂流，成了孙凌和岸上工作人员捉迷藏，林那倒成了一个忠实又无聊的观众。直到孙凌也被这种做贼的感觉搞得厌烦了，不知对林那还是对‘水皇’面露愠色，没好气地说，靠岸，不漂了。”终于能够玩海啸了，却因为被浪花打失了林那的眼镜，“玩水的兴趣抹杀殆尽”。这之后，灰暗的沮丧氛围越来越浓：在等孙凌的过程中，林那“突然觉得孙凌有点自私”，在林那自以为是小把戏地偷了别人的眼镜后，“孙凌夹杂着诧异和惶惑的眼神里分明还包含有什么别的内容。难道是鄙夷?”“ 一下午，他们再没去哪儿，就在休闲区一直坐着。总被什么阻隔，他们始终找不到能够让彼此融合起来的共同话题。费心思想出一个，都是貌合神离，浅尝辄止——两人都能意识到是在没话找话。干脆不说吧，那种冷场也让人尴尬。”在回程的车上，林那积下来的郁闷心情终于导致了他斯文尽失，为了座位与游客大打出手，而在扭打的过程中，林那非但不能如武夫一样，一逞雄姿，反而是狼狈异常，“自始至终，他都没能够还一下手”。相较昔日林那与一位不讲理的司机即将动手打架时，怀孕的妻子杜琴“箭步跑过来，一把抓住那人领口，杏目圆瞪：你动动试试看!” 孙凌虽然也“在呼喊，但声音始终来自她坐着的那个角落”。如此猥琐的精神形态，发展下去，就变成了无赖行径，这就是旅游结束时，令人不齿的林那对导游小姐的索赔行为。小说结尾的一笔写得也很妙，如此的猥琐与无赖，林那对此进行解释时，却要扮作是与小偷搏斗的正义所为。
作者对其他几个人物的描写，对林那的猥琐，对猥琐的时代精神病症，也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林那妻子杜琴在夫妻关系中的“冷”，白小薇作为姑娘，却将自己的纯情指向了林那，孙凌把解脱没有忠贞可言的婚姻的希望放在林那身上，与林那在车上扭打的男女，则将林那作为自己的情绪发泄物，导游小姐面对林那的猥琐加无赖，退让三分，如此等等。这里没有大是大非，大忠大奸，似乎也谈不上邪恶，更谈不上美好，这是社会转型中的一种时代的精神病症，却又让你活不好，死不成，无言以对。
如果说，这样的一种时代的精神病症，在《眼镜》中，是体现在精神层面上，那么，在《姐妹》中，则是体现在生存层面上。
小说中的胡处长“像大家一样，胡处长也嫉恶如仇，鄙厌贪官。在这个令人艳羡的位子上，他并非完全没接受过吃请，收受过贿礼。与那些贪官不同的是，他从不利用手中权柄推三阻四，吃拿卡要。他以身作则，恪尽职守，该办的事毫不含糊，不该办的事绝不马虎。为此，他赚取了一个好名声”。他“受过的最大一笔好处，不过是一套房子”“也就140坪”，还是因为房产商“小董的真诚让人动容”的结果。至于虽然说“老胡和老婆名下，已有三套房子，祖孙三代都足足够住”，但是，“这三套房子来得光明正大，两套是他先后所在的两个单位分的，一套是老婆单位分的。房价都很便宜，基本算福利房——以他们的家庭收入和当时的房价，没有任何纰漏”。所以，虽然胡处长有着如此多的别人得不到的好处，但在现行的规则之下，似乎还进入不了贪官的行列，他有着一个“好名声”，以现行的标准来说，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如是，当他在处级以上干部如实申报个人财产中，计划把这套房子卖掉时，他的两位部属虽然被胡处长摆弄于股掌之间，但心无怨言为自己的领导尽心竭力也就不足为怪不宜多作指责了。
但是，如此的一系列的似乎的顺理成章，却让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平民百姓为之受到根本性的损害：姐姐晓妮与妹妹晓娅是双胞胎，妹妹嫁了个有钱人，妹妹的女儿也嫁了有钱人，而姐姐却嫁的是平民百姓，姐姐的女儿嫁的也是平民百姓，尽管姐姐对妹妹时时流露出的优越感难免心中暗生嫉妒，但淳朴的亲情让她依然对妹妹关爱有加。然而，在买胡处长的这套房子时，胡处长及他的两位部属李本、小卫的随意，让晓妮姐妹阴差阳错地成了买房的竞争者，并在竞争的过程中，原有的亲密无间的亲情尽失，成为了形同陌路的冤家对头。
晓妮的物质、精神生活均不如意，但她却找不到这不如意的根源所在。她对胡处长的特权、对胡处长均其两位部属的行事手段，毫不知晓，其实，就是知晓了又能如何呢?她的视力所及，仅仅是自己及女儿的生存困境及在这困境下的对身边的妹妹的潜在嫉妒，她之所以执意也要买胡处长这套房子，一方面是女儿生活的需要，一方面对妹妹潜在的嫉妒心也在发挥着作用。但你又能因此而责怪她什么呢?
对妹妹晓娅，我们也不能有过多的指责。她与姐姐一样，对胡处长的特权、对胡处长均其两位部属的行事手段，毫不知晓，其实，就是知晓了又能如何呢?她的视力所及，也仅仅是为了进一步改善自己及女儿的生活，却为此而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弱势的姐姐。你如果说，这是商品经济社会利益原则对传统亲情的瓦解，也未尝不可，但当你让晓娅姐妹面对胡处长的特权及其部属的所作所为时，你恐怕过多的也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但既如胡处长及其部属，也诚如我们前面所言，是有着为社会所认可的“好名声”的，虽然这一认可的标准是大可质疑的，但却早已让人视为平常见怪不怪了，这才是最让人感到痛心疾首的。
要而言之，无论是胡处长及其部属，还是晓妮姐妹，他们都不是健康之人，而是时代精神病症的体现者，然而这一病症，既非癌症，亦非肝脏手术之疼，截除肢体之痛，所以，让我们习焉不察，见惯不惊，但它们却实实在在地如病毒如病菌潜藏在我们体内，损害、耗损、吞噬着我们的健康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