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家陈泽群先生走了，我应该有一篇文字给他。
陈泽群先生1927年生于广西陆川，1952年来到武汉，2008年9月2日逝于武汉。他一生的坎坷悲欢与武汉联系在一起。我与先生极少见面，关于他的种种经历，只是得自于阅读。读他写的文章，读写他的文章，这是我与先生交往的方式。
世界变化很快，今天在我们这座城市，哪怕以报纸为业、以笔为生的人，知道陈泽群先生的也不是太多了，而陈泽群先生却是为报纸和笔而活的人。13岁时他已在报纸上发表文章，30岁时因为在《长江日报》发表杂文《倚墙为生的人》而被派“右”，因这篇文章而引起的讨论曾被编成小册子《保护积极分子》正式出版，因这场讨论而受牵连的有数百人。52岁以后获得“改正”后，陈泽群先生发表了700多篇杂文，绝对的幽默、犀利和雅致。
陈泽群先生已属于历史，无论他所经历的时代，还是他作为一个杂文家，但没有走进历史的是他的杂文。而且，互联网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他是“网前时代”的作家，他的作品基本不能从网上读到，所以能够读到他的杂文的人也将是越来越少。
我不会去叙说陈泽群先生的生平，那些故事读来令人伤感。尽管我知道今日也多有不如意的人，但如果读过他的经历，相信会有很多人体味这个时代是多么幸福。我们的老一代的故事，大概都有“忆苦思甜”的作用，何况陈泽群先生的经历又非一般的生活困苦，而是一个思考与表达者所遭逢的困境。
读到的访谈说，2006年夏天，陈泽群先生患上了“一过性失忆症”的病症。但早前十年，我已听他说“很快要变成傻瓜”。1996年夏天，在《武汉晚报》的一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陈泽群先生。座谈会上还有老作家曾卓，刚退休的杂文家周声华，以及退休之后开始写杂文的华中理工大学建筑学教授张承甫。
那次座谈会上，谈了杂文的话题，但现在记得更清楚的是打趣陈张两位老先生。那时，陈先生和张先生都是刚刚再结连理，我们这些小辈分的就要他们分别介绍各自的恋爱经验和婚后生活，言谈和神色之间，两位老先生都洋溢着幸福。那天陈先生说，我正在变成一个傻瓜，医生说按照我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就是里根那样。陈先生风霜吹皱的脸上满是笑意，孩子般的透明和顽皮，带着我们没大没小。
那是一个温馨的上午，座谈的主题是张先生的杂文集《细辛草》。现在，张先生、曾卓先生、陈先生已经先后离开，老先生中还有周声华先生在，几年以前他开始当“抗癌明星”。
还记得到陈先生的家里去，那时他在赵家条的江汉大学住宅区里。陈先生带着我们几个人回家，家中却是有人的，他说，我这里都不用锁门了，随时都有学生在这里。后来，江汉大学搬到了沌口，陈先生也移居到了田园小区，想必不再有学生容易登门拜访，我想这一定不是陈先生想要的一种状态。
城市是很多人构成的总体，但对于生活在他处的人，一座城市是存在的，可能仅仅是因为这座城市里有某个人。对一些人来说，武汉是存在的，会是因为陈泽群生活在这里;陈先生走了，武汉与他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容易也好，艰难也好，人都会有自己的一生。陈先生在我们这座城市经历时代加给他的一切，也把自己变成人们建构武汉印象的一部分。
陈泽群先生的逝讯，我是5日深夜才从鄢烈山先生那里得知，6日早上就是他的告别式。此后，还会有多少人记得陈先生，我不知道，但我想他的文字还在，而我也没有与他告别，他的离去并没有成为我经历的一部分，所以我会当他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