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几年，我们敬爱的西戎老师、马烽老师、孙谦老师、胡正老师都陆续离开了我们。现在，我们身边又一位敬爱的文学前辈――李逸民老师，也去了。
噩耗传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春节拜年，知道他在太原。他已经好几年都在太原过年。我发了短信，未见回信。我心想，逸民老师是不善于鼓捣这些新鲜玩意儿。那年西戎老师病故，我和逸民老师一起去太原吊唁，当晚住在作协附近的宾馆，一夜的悲伤追念不必说了。第二天赶早起来，要去医院参加遗体告别和追悼会。洗漱时候，他半天在卫生间里研究那个小小的牙膏。我见他研究的工夫太久了，就凑过去问他，原来，他弄不懂那个小小牙膏两头封闭着如何挤出来。我赶紧帮他弄好。他刷完牙，还要拿着那用过的牙膏皮反复琢磨。逸民老师一辈子钻在文学里，没有什么业余喜好，这些新鲜玩意，琐碎玩意，他不屑于也不善于摆弄。我没有想到他是病了。他身体一向很好，性情又是那么温良恭让，不急不躁，而且他的老母亲竟高寿99岁，过世才没有几年。我更不会想到他会离开我们。
但是，国勇来电话了。一听他的声音，不等他说，我就知道，逸民老师――
真的走了。
没过一会，运城的好几位作家都打来电话，魏荣汉、星让、雅茜、冯浩、菊蕊，还有老作家义夫老师的女儿亲霞。他们一个个都是十分悲伤的声音，都是急切地问我，怎么办?李老师不在了，逸民老师不在了，我们怎么办?我已经退休五六年了，也早已不是作协的负责人了。大家遇到这样的塌天大事，还是纷纷来和我商量。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都是逸民老师的学生，而且还可能因为，在运城的作家队伍里，我也许是他的最早的学生了。
是的，逸民老师终年85岁，我认识他，成为他的学生，已经42年了。
我知道李逸民这个名字，早在上初中的时候。整个学校，就我订了一份文学杂志《火花》，于是我就知道了西李马胡孙几位省里的作家，知道了李逸民、义夫两位本地区的作家。我初中时代就读过了逸民老师的《两亲家》和义夫老师的《红日当头》了。当然，那个时候不能算作认识了他们。
几年以后，1971年，我已经是永济文化馆的创作员了。那年冬天，文化馆的几位老资格的同志，要去永济纺织厂陪同地区的专家们验收工人宣传队的创作节目。当听说这些专家里竟然有我心仪已久的西戎老师、李逸民老师，我就在单位里坐不住了。我没有资格去陪同他们，但我可以以观众的资格混到他们身边去。于是，我就见到了逸民老师。和西戎老师一样，逸民老师是那样的沉稳与温和，在我眼里是那样的伟岸和高大。我激动得一夜没睡好，心里不断地念叨，我见到西戎老师了，见到李逸民老师了。当然，这还不能算作认识他了。
就在那天夜里，我构思了一篇小说。随后的几天，我就在写那个小说，屋里的纸团扔了满地，总算是弄出了一万字，自己心里没底，这是否可以算是个小说了呢?这就要去运城拜见西戎老师和逸民老师了。其实，我的真正意图，就是想要去见见他们，才有意弄这个小说呢。
我去了运城，去了报社东边那一排破旧低矮的房子。西戎老师那天不在，我见到了逸民老师了。我们说了很多话，家住哪里，姓啥名谁，个人的情况，创作的爱好，手里的稿子，等等等等。我当然要向他请教创作经验。这是我第一次向一位作家请教创作经验。逸民老师见我迫切又虔诚，也没有推脱，当场就给我传道授业。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循循善诱的样子：他坐在一个椅子上，左腿横搭着右腿，双手十指交叉扣在一起，抱着膝盖，身子不住地慢慢地摇晃，搭在右腿上的左脚还要慢慢地不停地摇动――我注意到，他的裤管和鞋面，拍打得干干净净。他慈祥地――他那年才42岁，还很年轻，但我感觉他像年岁更大些的老师那样很慈祥地，说：多读，多写。摇了一会，又说：多读，多写……
这回，我算是认识逸民老师了。他已经正式地开始给予我指导和教诲，我可以称他是老师了。
——“多读，多写。多读，多写。”这八字真言，就像“阿里巴巴”打开了藏宝的山洞，让我受益终生。
当年十月，山西省召开“文革”以来第一次文学创作会议，这是被极“左”狂潮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文学队伍重整旗鼓。运城出席的代表有八人，除了逸民老师、义夫老师，还有旭林、草章、恩忠、超万等各位老师，都是比我大十多岁的，而我只有23岁，还是一颗十分青涩的果子。我知道这是他和西戎老师、义夫老师的有意栽培，是对我的破格照顾。只是作为负责人的逸民老师，忘了给会务组报知我的性别，会务上就把我安排进女宿舍了。这成了那次会议的一大新闻，也是山西文坛经久不衰的笑谈。我记得那次逸民老师也笑了，认识他多时了，我还没见过他笑呢。
第二年十二月，山西省举办创作故事“调讲”(听惯了戏剧“调演”，故事“调讲”这名堂让人不太习惯)，各地区十月就选拔创作故事准备参加比赛。我写的一个作品《三把火》就被选中，要代表运城去参赛。地区创作组通知我去运城修改，我七改八改不得要领，主要问题是写得太长，9000字，故事员上台演讲坚持不下来。让我大幅度压缩，我却割爱不了。事情就闹到逸民老师那里了。逸民老师的意见也是大幅度压缩，他对我说：刀子磨快些，砍!我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我砍不下去。“调讲”在即，事情不容拖延，逸民老师就说：那就让我来砍。你熬了几夜了，去睡觉吧。当晚果然好睡，只是半夜醒来，隔着窗户突然看见逸民老师的房间里灯光通明。我知道，是逸民老师在帮我改稿子。一位声名卓著的作家帮助一个青年作者改稿子，这是手把手地教我啊!逸民老师真的是把我当作他的学生，引领我走向文学殿堂啊!我的稿子是写一个农村女青年当了队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故事。三把火就是三件事，怎么压缩也压不短。逸民老师动了大手术，砍去了两件事，把一件事写足，故事饱满篇幅也短得多。只是不能再叫“三把火” 了，题目改成了《嫂嫂上任》。当然到省城比赛，效果相当好，排名我忘了是第一还是第二。到如今，去运城宾馆看见那座小洋楼，就是英国人建的那座木楼，我就会立即想到逸民老师，想到42年前逸民老师房间的通明的灯光。
这以后，接触就多了，对逸民老师，就越来越了解了，熟悉了。
——逸民老师爱干净。平日他的衣着很讲究，平整清洁，总是一尘不染。有一次他要写东西，来到永济找个安静地方，安排在招待所一个偏院。每天早上我都去看他，发现他来永济还带着一条自己的布单子。晚上睡觉时，就把自己的布单子卷在招待所的被子里。第二天起床，那床铺上的被筒还是整整齐齐，一点也不乱。原来他外出，是要盖着自己的床单的。
——逸民老师不抽烟，但也能喝酒。他自律严谨，喝酒不张扬，但不论喝多少，也没见他喝醉过。马烽西戎老师来永济，喝了“桑落酒”，一致认为不比汾酒差。这话说过没几天，刚好文联有人来永济下乡，我就让他给逸民老师带两瓶。后来去运城见了，问起他品味“桑落酒”的意见，他却评价一般，说：不如“五粮液”好喝。原来他喜好浓香型的。他和马烽老师、西戎老师文学上是一派――“山药蛋派”，喝酒却不是一派了。
——逸民老师性情温和，斯文沉静，从来不说重话，更不说粗野的话。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他和谁红过脸。他也不爱说笑话，平日里不苟言笑，也没听他闲谝过什么。只是有一回，在省里开会，说起文化大革命，说他那时在临汾，红卫兵包围了他们，要他们一个一个出门，承认自己写了封资修的毒草。守在门口的红卫兵手里拿了一根棍子，出来一个打一棍。逸民老师胆小，脸皮也薄，就在后头磨蹭，最后实在磨蹭不过去了，就抻展了衣袖，双手抱了头，慢慢走到跟前，突然紧跑了几步，那红卫兵没防备，棍子打下来，竟打空了。逸民老师叙述这一段“文革”往事，连说带比划，学说得惟妙惟肖。几十年了，我就见过逸民老师唯一这么一次说说笑笑。这次听国莉说，临终前些时，在太原买了很贵的一种蛋糕给他吃，没想到逸民老师吃着蛋糕说了一句粗话：“好狗日的，这么贵。”听得我心里难受：一辈子严谨惯了，自我约束惯了，临了临了，才放纵了一回。
——逸民老师名利心淡薄。文坛自古名利场，争名求利，是常见的事。但逸民老师一辈子，把那虚名看得很淡。1980年，省里召开文代会，这当然是“文革”后山西作家文学地位的新排座次。省作协副主席的候选人选，原本有他，以他在山西第二代作家队伍的文学声名和成就，当选也是有把握的事。我们运城的代表，当然也都希望他选上，我在底下见到熟悉的外地区的代表，就会拜托他们投逸民老师一票。没想到逸民老师在我们地区的会上，反而要求大家都把票投给大同的焦祖尧，说老焦的工作能力强，说老焦年轻，说老焦南方人，在大同气候受不了。到正式选举，我们都跟着他投了老焦的票，结果老焦就当了副主席。以后老焦主席、书记一连干了十多年，逸民老师还是在运城窝着。
……
逸民老师对我的关爱，常常在细微处。1997年我调到地区文联，他就经常给予我一些工作上的指点。我安排的一些事，逸民老师总是尽力支持。每逢过年过节，他都要叫我去他家吃顿饭。我在运城工作了十年，年年过完春节上班后，都要去吃一次，这就连续吃了十年。而且每次家人也不上桌，就我们两个人，一顿饭就是一两个小时，主要是说说话，谈谈工作和文学。我的《送葬》出版后，当然首先要送给他，请他批评，他竟一连几天集中时间看。那时候他早上喜欢在文联机关外边的平台上散步，我也常常能陪着他。那一天他把《送葬》读完了，一起散步时给我说起了这部长篇的得失，结构、情节、人物、语言，一直说到街上上班的人流熙熙攘攘了，才意犹未尽地回去。我评为一级作家了，加入中国作协了，担任省文联副主席了，得了赵树理文学奖了，他都要高兴地鼓励几句。
按照逸民老师的遗嘱和家属安排，他的丧事从简，不是一般的从简，而是真正的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搞骨灰安放仪式……而且是在太原火化。逸民老师是运城文学事业的开拓者，是运城作家的引路人，是运城文联的第一任主席，也是我四十多年的老师。我想，我不能不见逸民老师最后一面。西戎老师遗体火化时，我是几个抬棺的学生之一，我不能让逸民老师灵柩旁边没有学生，只有家属陪伴。他几十年为了运城的文学事业呕心沥血，对每一个学生和后辈作家循循善诱，在他的遗体火化的时候，在他的灵柩返乡的时候，运城的作家不能缺席，他的学生们不能缺席，他手把手教诲过的我――不能缺席。
于是，我和几位作家商定，由我和作协主席魏荣汉、常务副主席杨星让，文联的老同事张福安一起去太原。星让问我：你晕车，路上行吗?福安问我：今天去，明天回，来回两个800里，能坚持?我的晕车在运城甚至在全省文学界都是众所周知的，但这时候哪里能顾上晕车不晕车?我说，我行，不去为逸民老师送灵，心里不安，彻夜难眠，更晕。在路上，我问起作协的挽联谁在撰写?星让说已经约请了楹联协会一位专家。我说，不管哪个专家，撰联的水平肯定比我们高，但要说对逸民老师的了解，却比不上我们。魏荣汉主席就让我拟，我也没有推让，当即代作协拟了一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