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念家乡的一位小学老师已经多年。每年的教师节，我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他。
今年中秋时，我备下月饼，想趁着假日的空儿去看望他。
车刚进村，远远地看见一个衣衫不整的老头，在停车场旁边的一个大垃圾桶旁捡废品，已挑选出来的一些放在桶边的土地上，头还伸在高而深的大垃圾桶中正翻拣的起劲。
车近了，我定神一看，正是我的这位老师。我随即的反应是不停车，迅速拉下戴在头上的墨镜，绕开他开出去好远一段路。以便他收拾好后往回走时不再碰见我。
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反正一念之间就这么做了。
快中午时我先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过一会儿我就去看他。一个小时后，他衣着整洁笑容满面的迎在了门口。他简朴的家收拾的一尘不染，一见人脸就红的腼腆样子还如青年时。
关于他的一些往事，如储藏在我脑海底部的珊瑚树一样清晰地浮现上来。
他叫邓建文，农家儿子。读书到高中时失去父亲，辍学务农。上有年轻的母亲，下有三弟三妹，半年后到村中小学做代课老师，当时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
我的家乡在一条蜿蜒盘旋的高山岭上，这个山岭上一共有四个生产小组，在四个生产小组中间的村庄上建有一所小学，取名“板桥小学。”
七十年代，这所小学有学生六、七十人。设一至五年级五个班，每个班有学生十二、三名，有三个代课老师。代课老师的待遇是记壮劳力工分，由四个生产组承担。五年级是毕业班，由一个老师来教，一三年级，二四年级是复式班，各由一个老师来教。一年级上课时，三年级到教室外面读书，三年级上课时，一年级到教室外面读书。我就是那时候的学生，我们一年中有半年坐在教室外。那时小学不开英语课，语文、数学、历史、思想品德、自然常识等所有课都由这一个老师教，课桌是用长木板搭在两摞土坯垒起来的泥墩子上，小櫈子从自己家中搬去。
邓老师年纪小，他教一三年级的课。他特别腼腆，见人很害羞的样子。他人长得稍黑，遇人打招呼时，总是看见他一张口脸就唰一下子从前额红到了耳根，并带有口吃，叫人很想笑。
他一走上讲台，就如同换了一个人。讲起课来流利的很，并且很威风，拿粉笔的手总是翘着，很潇洒的样子。管学生很严厉，我的哥哥就曾被他拽烂了耳朵，有时他口中骂一句“渣子皮”，腿一伸就把学生蹬到了教室外。但这并不妨碍学生们对他的喜爱，不单是因为他课讲得好，还因为他带着全校学生的体育和音乐课。比起坐在教室外摇头晃脑的背书，体育和音乐课确实有着非凡的吸引力。
学校中央有一棵大桐树，桐树下面有一个砖块砌成的乒乓球案子，但没有乒乓球，是个样子，供同学们爬上爬下坐坐的。更别说羽毛球、篮球、足球，见都没见过。上体育课是邓老师带领着全校学生一起跑步。一至五年级全体出动，排着整齐的队伍出校门，五年级在前，一年级在后。沿着山岭上的路跑一个圆圈。即出校门往西先到第一生产组，折而向东到第三生产组，再折而向南到第四生产组，再向西回到第二生产组。这四个小村庄围起来刚好是一个椭圆形，用一个课时刚刚好。在路旁的庄稼地里，谁的家长看见了都招招手笑一笑，和邓老师打招呼，邓老师美滋滋的点点头。谁家还没有上学的小弟弟小妹妹跟在队伍后面啦，那就跟着吧，跟一会儿走不动了自然会拐回去。反正是山路，没有摩托车自行车，更别说汽车，安全的很。
邓老师一个人领着六、七十个学生，只要天不下雨，每周都会跑几圈。他口中吹着哨子，“一二一”，“一二一”一呀一呀一二一”，跑得很整齐。他领我们喊口号，“一二三四”或“一二三三四”，跑的更加齐整了。
那时候真羡慕他呀，觉得他是一个“王”，在庄稼地里干着农活的父母们也很羡慕他，觉得他是一个“王”。
音乐课呢，每周二和周五共两节。五年级学习紧张，上的时候少些。一至四年级坐到一个教室里，有高年级班长领个头，就一起大声唱起来，先唱“东方红，太阳升”，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些歌好像没有老师教过的，低年级跟着高年级唱一唱就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