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一只夸大了的手挡在我的镜头前面，我用眼睛瞄到石佛。
我真生气了。我说，你干什么!他说，不行!我说，既然不行，为什么不早说!
石佛定力好，不气不急，或许因为他不会讲其它中国话。接着，他又去遮挡别人的镜头了。
刚进入平壤，我们就被告知，乘车行进中不可以拍照，停车到了指定景点才可以。在离开中国前，也早被告知，傻瓜相机可以带，专业机长镜头必须留在丹东，不要找麻烦。可是在三八线，我这一队人并没听到不可以拍照的提示。讨厌一只不明之手跑到我的镜头前面，我虽然听到其他团队的导游说，到二楼上允许拍照三分钟，但是我不想拍了，我保留我不拍的这点自由。
回国后，偶尔看到一篇关于韩国旅游的文章，作者这样形容北纬三十八度线：我们在导游的带领和几名美国大兵的保护下，乘车穿过一条反坦克壕、铁丝网、地雷区和安装着爆破装置的桥梁关卡组成的狭长军事通道，终于进入板门店的核心地带。导游要求大家不要随意走动，不要指手画脚，不要随意拍照，更不能离开队伍擅自行动，几个高大魁梧的韩国宪兵叉着双腿握着拳头，腊像般站在谈判桌前，从这里向北看，朝鲜的军事建筑遥遥相对，戴着大盖帽的朝鲜军人依稀可见。
这段完全来自对面一方的文字印证了三八线的紧张绝非夸张。可惜没人给我们详细讲解，地雷区坦克壕等等全不知何在，只知道汽车穿过了很长一段铁丝网。
三八线引起人们的战争记忆，回平壤的路上，有人问洪导游，知道谁是黄继光吗?对方摇头;再问邱少云，还是摇头。几个中国游客同时说，是中国人，志愿军，抗美援朝打美国。四十岁年纪的朝鲜导游洪昌建连连摇头。有人叹气，然后全车人无言开始睡觉，朦朦地进入了据说当年承受了美军一千四百三十次轰炸，接收了四十二万多颗炸弹，曾经完全变为废墟的平壤城。
紧临三八线的土地就是普通农田。中国东北土地里的玉米苗已经快有十公分长了，板门店一带更靠近南方更温暖，但是还没见到土地里的玉米发芽。有农民在田里牵牛，那牛很瘦，松脱的皮下鼓起着运动中的牛肋骨。田地中间竖有木桩，向不同方向挂着几只大高音喇叭。按我们的推理，朝鲜人不可以城乡间自由流动，农民必须几十人一个编组留在集体的田里，但是，田地里的农事并不精细，田埂荒萋，田畦不平整，远山光秃发黄，几乎不见乔木。中国游客对中国游客说，为什么不种树?回国以后听说，板门店一带农田以下遍布了军事工事。
朝鲜的农民并不匆忙地弯腰在田里做事。零星也见到人在没翻耕的稻田里挖野生的植物，好像挖野菜。在乡间道路上的走路人同样挺胸扬臂，不左右四顾。我想，朝鲜人没有中国东北农民形容的闲着卖呆儿吗?进入朝鲜第四天，我才在一个小火车站密闭的玻璃窗后面发现了拥挤在一起的面孔，很明显，他们在自以为安全隐蔽的地方，正带着极大的好奇在观察我们这些坐进口空调车一掠而过的外国人。自从这个发现以后，再去注意朝鲜的玻璃窗后面经常贴着黝黑的脸，他们在张望。这样才正常，像二十年前的中国。
还有一些人，我说不清他的身份，在几个允许我们停留的广场边缘游动，一律拿一本书，但是眼睛不在书上。
朝鲜的孩子们，他们除读书以外，都在什么地方逗留，以什么方式玩，像我们这种旅游法儿，没可能知道。平壤的傍晚，大约一小时内有匆匆赶路回家的行人，很快，它静得不像一座城市，只有太宽的街面空空荡荡袒露着。洪导游说，他的国家实行全民免费住房、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中国人马上问，大学的学费由谁出。回答是国家。中国人顿时感慨，要供一个大学生需要多少人民币!洪导游说，他在中国读书，正是朝鲜最艰难的三年，一九九五到一九九七的大灾荒，他说自己很没良心，当了逃兵，没和他遭遇困境的国家在一起，所以他现在要好好干。他的好好干，目前就是突击讲好中国话。导游的大女儿在平壤第二少年宫，在带我们参观平壤第一少年宫的时候，他不断重复这话，让我们联想到少年宫不是容易进入的圣地。他还强调，一个国家必须重视知识分子，没有知识人，不行!我感觉他在暗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时暗示他的国家比中国进步开明。
在中国，我没见过这么富丽堂皇的少年宫，它更像一个对外接待景点，不是给孩子们的活动场所。和过去中国的少年宫一样，佩戴红领巾的孩子在这里画画跳舞练琴，有一间电脑房，都是男孩，我儿子进去看了几分钟，出来对我摇头。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是没说。我们把从丹东带来的一包铅笔给了一个画石膏像的男孩，因为他画出了那个苍白人脸透露出的并不明显的忧郁。男孩接过礼物的动作有点不自然，好像那些笔是凭空落在他的手心里，他直接把它接住塞在画板下面，整个动作之小，只有他和我们能察觉，然后他继续他的临摹，没有抬头，没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