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是一艘多帆木船，有大的货轮停靠在澳门的码头。这是不久之前的事儿。站在海岸上，面向太平洋的葡萄牙统治者的铜像被拆卸。我想象那不再盛气凌人的铜像在皮靴以下被锯断，空中飘散着黄铜的粉尘。铜人离开澳门时，不可能是矗立着。他不敢立着过海。他肯定被放倒，捆扎结实，装箱打包，进入货柜，像罪犯和尸首那样被运走。它被运送到了里斯本，被放进博物馆。
那铜是中国的铜，但它变成铜人之后就必须回到里斯本。他到那儿重新站起来。不过，他只有脚下那几平方的小土地了。澳门再小，被铜人惆怅地回忆起来，也是大得无比，辉煌无比。时间越久远越加重回忆。澳门即将离葡萄牙而去，这就像一颗明明已经拿到了手，但在回家的路上又突然丢失的大宝石。
在铜人的靴底以下，葡萄牙人给中国人立了一根柱子。现在，坐在葡京，都能感觉到那柱子的方向。向它走，估计只要走十分钟。
迎着海风，看见一根柱子和看见一个人像，感觉肯定不会相同。柱子虚幻，铜人明确。据说柱子将象征友谊。
但是，还是懊悔。这一百年，他们没留下语言，没留下文化。除了教堂和到手的钞票，他们简直跟没登陆澳门的游客一样。他们实在想不通当年为什么不屈尊，把他们的一切都渗透到中国人之中。他们只以为抓到了大宝石，就永远安逸了。财流是可能枯竭干涸的，他们在一百年之中一直没想到。他们糊糊涂涂地就快要走了。
可以让一个人看见光芒，但是，不要让他拿到光芒。那光芒不可能长留手上。这不是只葡萄牙人的悲哀，是人类的悲哀。
错觉提示一个人，说他背后有一个阿里巴巴山洞。他得到了开洞的口诀，而且刻骨不忘。错觉比真实还遥远，不是远一步，而是一百步。
土地不是生辉的物体，它是生育的物体。简单地说，宝石不是可以啃食的。在这种时候才悔过，只能是僵尸的悔过。
我一点也不痛恨葡萄牙人。他们只是能力弱一些，眼光短一些。在海的嘴唇上占了一小块土地，捏造出了一块大宝石，就以为万事大吉。想养育十平方的土地也是要勤力动脑，不投机取巧的。这一点儿，他们还不如刨一块荒地种下甜菜秧苗的农民。
澳门的诗人请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提到诗人，突兀地个个翻他们的钱包。他们要找一种葡币，结果每个人身上都没有。他们本来想给我们看看，他们说，全世界只有一个诗人的头像被印在钞票上，这就是澳币。但它已经是旧版，现在不多见了。那个葡萄牙诗人的名字，被我记在一个烟盒上。烟盒很快被酒楼小姐打扫进了一辆小推车，和残汤剩碟插在一起。我不用看那钱币，反正我也不认识那诗人，估计他也是个大鼻子、凹眼睛，绅士打扮。那葡萄牙诗人一直向往东方，居然能远离家乡在澳门生活了三十年，写诗。
在这块欲望之地，钞票水一样流来荡去之地，还有那么一个人，而且还有人想起来纪念他，看来人类还没有坏透，还没有被比紫外线还强的光刺坏了视力。只有一点可惜，诗人和钱离得最远，他们把他印在哪儿不好呢，偏偏印在钞票上。
我一个人转回酒店的时候是凌晨三点。这会儿我看见酒店大堂里的钟了，我知道了时间。
同伴们居然还没回来，不知道资本主义又把他们牵引到什么宝贝地方去了。
现在我的背后是两只胖枕头，洁白而松软，再没有那么夺目复杂的光透过我袖子的肘部。那块“大宝石”真够人受的，还仅仅是想，就费了我的神，想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