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儿子回老家看望父母，是每年暑假的规定动作。
今年暑假，看望之后，返程时，我开车拉着儿子赶往火车站，恰好迎着夕阳。落日彤红，辉映得旁边漂浮的朵朵白云如火焰一般嫣红。
很多年没有看到乡村小道上这样的夕阳美景了，我正感叹之际，儿子突然说了句：“爸爸，爷爷特别有耐心。”
原来，儿子中午和爷爷奶奶一起看电视《今日说法》，讲的是一起杀人案件。奶奶目不识丁，也听不懂普通话，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过程，都要问爷爷，爷爷总是耐心回答，用通俗易懂的农村语言讲述给奶奶。看完之后，整个一下午，奶奶都惦记着那个案件，大约每过十分钟就要问一句，“那个杀人的人抓住没?怎么抓住的?”每一次，爷爷都没有丝毫的烦躁和不情愿，而是特别有耐心很温和告诉奶奶：“抓住了。”并告诉奶奶抓人的过程。
我的母亲今年已经78岁了。从前几年开始，她就一直说自己有健忘症，眼前的事情都记不得，过去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可能是老年痴呆症。每年家庭团聚，和我们在一起时，她经常会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因此她一直惦记询问那个“杀人犯”的情况，一点都不奇怪。
儿子似乎意犹未尽，也颇有感慨，接着又说了一句：“这就是爷爷奶奶的爱情。”
儿子已经高中一年级了，说出这样的话也在情理之中，说明他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爷爷奶奶之间那种朴素的恩爱，他用自己的语言将之概括为“爱情”。
父亲和母亲是1958年农历七月初九结的婚。那一年，父亲虚岁20，母亲虚岁18。如果是现在，尚达不到法定结婚年龄，但那个年代，已是适婚年龄了。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以现在看来，有点奇葩，或者说不可思议。订婚之前，他们彼此并不认识，订婚之后结婚之前，他们几乎没见过面，彼此甚至不知道对方的模样。
母亲说，15岁那年的一天晚上，是媒人带着她去相亲的，在一个点着煤油灯的小屋子里，坐着好几个人，烟雾缭绕，光线微弱，她也不确定哪个是她的相亲对象。期待?紧张?激动?都没有，当时还是个小女孩，只有害羞，不敢抬头。过了一会，只听到屋里一个大人说：“这两娃都见面了，如果没啥意见就这么定了吧”
母亲从小就没有上学，相亲前早已在家干起了农活，还照看着自己的几个弟弟，小小年纪扛起了家庭的重任。而父亲是一名中学生，在我们当地很有名的运城中学，学习还不错。
相亲之后，父亲继续上学，母亲继续务农，两个已经定了亲的孩子，生活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继续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着。
据母亲回忆，从订婚到结婚两年时间里，他们也许可能还见过一面，但不确定。记得那是一个阴天的上午，母亲骑着自行车去镇上赶集，走到一个上坡的地方，蹬不上去，就下来推着自行车往上走，对面有个文质彬彬、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正往下走，凭着那天晚上在灰暗的小屋子的模糊印象，她感觉这个小伙就是那个相亲对象。两人相遇时，四目都停留在各自身上，对视了一下，擦肩而过后，又互相回头看了对方一眼。母亲说：“我心里嘀咕，大概就是他吧。”
关于这次的擦肩而过，在父亲那儿没有得到明确证实。父亲说他记不太清了，也许有这么一次吧。
就这样，直到结婚前，这是他们仅有的尚不确定的两次见面。
结婚的日子原本定的是1958年农历七月十一，日子确定后，父亲却接到了省城中专的录取通知书，他考上了山西省建筑学校，报到的日期是农历七月初十。无奈，家里人经过商量，将结婚日子提前。于是，七月初九就阴差阳错地成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父亲家境贫穷。穷人家孩子结婚，简单、传统，把媳妇迎回家，村里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一起吃个饭，祝贺一下。父亲说，直到那一天，他们才算真正看到彼此的模样。
婚后第二天，父亲就踏上了省城的求学之路。而母亲则兢兢业业地担当起了父亲家长子媳妇的责任，在家伺候公公婆婆，下地为夫家干农活。
此后，只有寒暑假，两人才能见面。
母亲除了个子高挑，算不上漂亮：皮肤较黑，牙齿稍有点往外凸，而且右耳朵垂明显有个豁口——这在当时农村找对象也算一大缺陷，还没上过学;而父亲虽然个子不算高，但长得四方白脸，文质彬彬，在农村显得儒生味十足，关键从小就是一名好学生。那个时代，农民的孩子，没几个能通过自己考试到省城上学。
我们做子女的曾经很纳闷：这样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毫无融合感，怎么能走到一起?
这要从他们相互的家世说起。
母亲是家里的老二，上面还有个姐姐。母亲出生时，家里希望是个男孩，但天不遂人愿，看到又是一个女孩，家里人很是失望，他们做了一个很残酷的决定——不要这个女孩子了。于是，母亲尚未满月，就被人抱着扔到田野里去了，希望路过看见的人能捡走。可没想到这个女婴生命力顽强，在田埂上躺了大半天，其间，被一只飞来的小鸟啄了一下右耳朵，于是，留下了一生的印记——右耳朵垂处有个明显的豁口。被扔到田野后，我的姥爷姥姥在家里也是坐立不安，踱来踱去，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于心不忍，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决定去看看孩子还在不在。
不哭不闹，孩子静静地躺在田埂上，四周是绿油油的庄稼苗，被小鸟啄过的右耳朵在流血。他们看着心疼，不忍抛弃，于是又把孩子抱回家了。
我的姥爷，当时是村里有名的铁匠，凭着这个手艺，家里日子过得还不错。然而好景不长，母亲4岁那年，我姥爷半夜被日本人抓走了，日本人要他带路去寻找县城附近一个共产党的据点，最后竟被日本人残忍地杀害在半道上。
母亲和她家庭的命运，由此改变。
后来，我的姥姥再婚，为母亲找了个继父。这个继姥爷和姥姥一共生了4个男孩，其中一个男孩四五岁时夭折了;在此之前，母亲还有一个比她小3岁的同父同母的弟弟。这个继父有点游手好闲，脾气比较暴躁，坚决不同意母亲上学，让她小小年纪帮着家里干农活，最主要的是照看好几个弟弟。
母亲说，几个弟弟都是她背着长大的，由于继父看管得严，她总是将几个弟弟背在自己背上，不敢放下。由于长时间背孩子，母亲的十个手指缝经常被磨得血肉模糊，稍有照看不好，就会被继父打骂。一次，母亲照看她的一个弟弟，刚把弟弟放在村里碾米的石碾子上，一个没注意，弟弟从石碾子上掉下去了。这一幕恰好被继父看到了，继父上去二话不说，踹了她两脚，然后，提溜着她的胳膊，把她也从石碾子上推了下去。
再说父亲。
父亲的家庭就一个字：穷。兄弟三人，父亲为大，因为穷，养不起，老二已经是半大小子了，却过继给了别人。父亲爱学习，学习好，但经常因为穷，交不起学费，我的爷爷满村为父亲借学费，也因此欠了不少外债。
父亲性格绵善、老实，小时候基本不和别人说话。听村里的老一辈人说，父亲上下学很有特点，总是一个人低着头，顺着各家各户的墙根走，和任何人都不打招呼，也因此，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姑娘”。
印象中，在家里他也很少说话。吃饭时，只要父亲不上桌，我们三个孩子是绝对不敢先坐下，坐下之后，盛出的第一碗饭，一定是我们双手捧着放到父亲面前，父亲动了筷子，我们才拿起筷子吃。饭桌上，父亲也基本不说话，我们和妈妈一起说话，父亲总是静静地听。
关于父亲家的穷，有这么两个故事。
父亲去运城上学要交十块钱，爷爷没有，急得抓耳挠腮，愁得不知所措，因为向村里很多人家都借过钱，这次不知该向哪家借了。后来想到邻村的一个亲戚家，便在父亲上学的前一天连夜步行去邻村。借了钱，往回走的时候已接近午夜了，半道经过一片野地时，突然蹿出一个大概是精神病患者的女人，披头散发，疯疯癫癫，一会哭一会笑，还追着爷爷跑。爷爷特别害怕，以为碰到鬼了，一溜烟地跑回家。钱是借到了，但因为受到惊吓，爷爷在家病了十几天。
还有一次，父亲要交学费，爷爷实在没有，也实在借不来了，就把自己家鸡下的蛋搜罗搜罗，算了下，大概能到城里换成恰好是学费的钱。由父亲挑着扁担，徒步走向二十多公里外的运城。为了保持扁担两端的平衡，一边筐里装的鸡蛋，一边筐里装了几块砖头。但是在走到一段上坡路的时候，没保持好平衡，一筐鸡蛋摔在地上，全碎了……父亲说，当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碰见个认识的人，那样的场面，真是绝望，他一个人蹲在地上，傻傻地盯着一地蛋浆看，流了一阵眼泪，又舍不得扔掉扁担和两个筐，仍是担着，走向学校。
父亲说，穷人家的孩子找对象是不能挑三拣四的，无论美丑，能有人给介绍已经很不错了，就觉得终于有人肯给介绍对象了，终于可以有媳妇了，心里很高兴。
除了自己的名字和阿拉伯数字，母亲基本不认识其他字。
结婚的最初几年，父亲在太原上学，母亲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那时是农村合作社，靠家里的劳力下地干农活挣工分，按工分多少，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口粮。母亲嫁过来时，爷爷奶奶身体不好，父亲家里还有个弟弟正在上学，整个家就靠她一个人干活挣工分。母亲手脚麻利，干活速度很快，单位时间内总是比别人完成的多。母亲经常跟我们讲，用镰刀割麦子的时候，她总是和生产队里一些男劳动力比，同样的量，一般她都会比别人快。
那个时候，生产队的庄稼要浇灌，就得打深井，每一眼深井的井底都需要垫很多石子。我们那地方属平原，石子都需要跑到很远的山上捡拾，然后用平板车拉回来。这是很累很苦的活，需要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拉着空的平板车到山上，拉回来后，还不能耽误白天干其他农活。拉石子给的工分很高，所以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自愿报名。母亲为了多挣这点工分，每次都报名，生产队里几乎没有像母亲这样的女劳力报名，但是母亲一次都不落下。后来母亲经常唠叨：“咱队里十几眼井里都有我拉的石子，那些年小平车的背带都拉断了好多根，肩膀上经常被背带磨出水泡。”
这样就能多分得点口粮，一大家子人不至于挨饿。后来父亲的弟弟长大成人，母亲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在农村，这个时候兄弟俩是要各自另立门户过的，我们就搬出了爷爷奶奶的老宅子，重新建立了一个新家。说是两兄弟分家，但爷爷家穷，没什么可分的，父亲和母亲完全是一穷二白，重新再来。母亲一如既往，一边拼命地挣工分养活一家子人，一边抽出仅有的时间，用小平板车拉料盖房子。经过我母亲燕子垒窝般一点一点的积攒，我家终于盖起了几间土房子，新家也算有了点样子。
在农村，我们这个年龄，或再往上点的，一般都是初中，有的甚至小学就辍学，一是因为承担不起学费，二是因为都是半大小子，是家里的壮劳力了，早早辍学，可以为家里多干点活，多挣点工分，多分点口粮。但是，母亲绝对不允许姐姐、哥哥和我提出辍学。她经常对我们三个人说：“我从小没上过学，没文化，不能让你们三个人也没文化，再苦再难，也要把你们三个供出来。你们谁也不能给我提不想上学的事。”
姐姐高中毕业，在村里学校当过老师，后来通过招考进了县城的一个单位。哥哥大学毕业，现在省城工作。而我大学毕业后，又考到北京，如今在京城谋得一份差事——这是母亲最引以为自豪的。这么多年，直到现在，她老人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一个字不认识，但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现在，让母亲更为自豪的是，她的孙子外孙辈里包括已结婚的在内，一共六个孩子，有三个博士，一个硕士。逢年过节，孩子们回家看望她老人家时，她总是以慈祥和欣赏的目光微笑着看每一个人，“我一个字不认识，我的孩子们都这么厉害，我是万万也想不到的。”
由于不惜力，干活拼命，挣的工分多，大家都佩服母亲，选她当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母亲曾以不识字为由推辞，但大家都认为妇女队长非她莫属，而且一干就是很多年。没想到，母亲的统筹计划能力很强，把生产队里的妇女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农活的分配也能做到人尽其能。农活间歇时，还经常组织大家在田间地头赛歌、说快板、背毛主席语录，使大家在劳累的农活中多了很多欢乐。
乡里乡亲，左邻右舍，谁家有个大事小情，谁家婆媳闹矛盾，谁家儿女不孝敬，等等，大多都会找到母亲这儿，向她倾诉，更主要的是找她出面。母亲没文化，讲不出高深的道理，但总能以朴素的语言和适于农村人的礼数，帮助人家化解矛盾，而且总能让双方都比较满意。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我们这个两三千人的大村，适龄男女的婚姻，可能得有一半是母亲促成的。而且母亲通常还管“售后”，小两口婚后闹矛盾了，或者婆媳吵架了，他们就又都找回来，母亲总是会帮着人家妥善处理。直到现在，母亲都快80岁了，早就不主动说媒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家孩子说亲的时候，都要求必须把我母亲加进来当媒人。在他们看来，有母亲在中间“圆乎”事，心里踏实。在农村当媒人，男女双方的家人是会有答谢的，通常会送一小吊肉或点心。也因此，我小时候就比别的农村孩子多吃了点肉。
母亲会织布。从纺线、染色、配花到上织布机，母亲都能独自完成。在我印象里，我家屋子里那仅有的一点空间，总是支着一架老式的织布机。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织布，经常熬到夜里十一二点。母亲坐在织布机上，在灰暗的灯光下，哼着小曲，心情似乎总是很快乐。梭子在左右手上欢快地穿来穿去，织着时间，织着岁月，织出了色彩丰富、花样好看的土布，也织就了我们家美好的生活。由于织布时脚蹬织布机，磨坏了很多布鞋，也把屋子里的地上磨出了一个很深的坑。
曾经，打开家里的好几个箱子和柜子，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都是母亲织就的各种花色的土布。姐姐和我们兄弟俩结婚时，母亲用这些土布做了很多床崭新的被褥。现在，我们回到家里，还能看到柜子里有不少当年的存货，花色和样式依旧喜人。两个儿媳妇回去时，她偶尔会把这些布拿出来对她们说：“我当年织的这些布都很好，可惜你们现在觉得是土布，不太喜欢了。”其实母亲哪里知道呀，两个儿媳妇都特别喜欢这样的土布，只是两个人都心疼她，不想让她老人家再费心费神干这些活计了。
母亲还会唱戏，也爱唱戏，年轻时是人民公社剧团里的重要演员。我们曾经想不明白，不认识汉字，看不懂剧本唱词，如何唱戏?母亲说，厚厚的一本唱词，都是别人念给她听的，一般念一两遍，她就能全部背过，而且基本上一字不差。
说起来，父亲后来能在家门口找到稳定而且还算体面的工作，成为当时农村人很羡慕的“公家人”，和母亲的唱戏有很大关系。
婚后第二天，父亲就到省城去上学了，两年中专毕业后，根据所学专业，父亲被分配在太原市自来水公司上班。按理说，这在当时是非常好的工作了，既稳定，又有省城的身份。但那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工业大跃进，农业大生产，但实际上却是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父亲在省城上班的一年多时间里，工资极低，不能给家里任何补贴。那时正值青年，父亲实在无法忍受在省城的这种饥饿状态，想着回到村里，和母亲一起多干点农活，多挣点工分，有生产队分的口粮，也许能吃得饱点。于是做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于1961年底，决然地离开了自来水公司，回到村里，当一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最初两年，除了和母亲一起干点农活外，父亲还被“委以重任”，在生产队的豆腐坊做一名“豆腐匠”。那时没有私有一说，做好豆腐，按人头分给大家，是为生产队做贡献，也是为自己挣工分。同时因为父亲有文化有知识，还兼做生产队的会计。
在做豆腐的两年时间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出生了。当时，母亲既要下地干活，又要照顾刚出生的姐姐，还要抽出时间去剧团排练演出。父亲觉得母亲太辛苦了，另一方面，出于当时农村人传统保守的观念，不愿意让家里的女人出去唱戏，就坚决反对，不让母亲去。但母亲觉得唱戏很开心，决意要唱;而且因为是剧团里的重要演员，剧团也需要。后来剧团的领导就通过村委会(当时叫生产大队)领导做父亲工作，经过几番商议，为了安抚父亲，也考虑到父亲是当时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几个领导就为他安排了一个新“工作”：当一名公社信用社在村里的信贷员，主要是帮着信用社找村里的有钱人拉点存款。就这样，父亲离开了豆腐坊，母亲也可以继续自己的“舞台生涯”。
几年的信贷员工作，父亲的能力和业绩得到认可，被直接调进信用社工作，成为正式职工，户口也由农村变为城镇。工资虽然极低，但是由国家给发，基本生活有了一点保障。从一名业务员做起，然后出纳、会计，最后在镇信用社主任的位置上退休，父亲曾经讲，七几年他做会计时，曾经有一个账目上多出100块钱，怎么也对不上账，也找不到人头，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巨款，但父亲毫不为之所动，他将这100块钱锁到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只要有时间就去查找账目上的漏洞，或者找人询问，整整一年之后，终于让这100元“钱归原主”。
父亲不爱说话，即便开口说，也从来不高声。我们姐弟三人几乎没有被父亲严厉批评的记忆，小时候偶尔犯点错，父亲也是轻声细语地给我们讲道理。最严厉的时候，大概就是不说话，把脸一板，用比较犀利的眼神看我们一下，我们就害怕了，知道错了。
母亲当年由于干的苦活累活多，脾气有时候有点急躁，但就是因为父亲的好脾气，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来没吵过架。今年春节一家人吃饭的时候，我问父亲：“您和我妈在一起60年了，吵过架吗?”父亲想了想，说：“吵过一次，还动手了。”
父亲说，那是刚有姐姐的时候，他们两人在村里的石碾子上碾米，石碾子需要一个人推着，一个人在后面打理米。两人正在干活，有人来叫母亲去剧团排练，母亲扔下手中的活计就要离开，父亲不同意，要母亲干完活再去。两个人因此开始争吵，父亲很生气，没忍住，就一拳打向了母亲的后背。向来要强不服输的母亲一下被惹火了，拿起碾子上的家伙什，不依不饶，追打父亲。父亲觉得那一拳打得有点重，心虚了，反身就跑，母亲毫不让步地追。父亲说：“你妈太厉害了，追得我无处躲藏。”
这一句话，把饭桌上我们一家人都逗笑了。母亲干什么事向来动作利索，出手快，气势强，这是她一生的特点;而父亲从小就是个乖孩子，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动过手。我们能想象得到当时母亲追着父亲的场面，也能想象得到父亲当时的“狼狈”。
姨妈患了老年痴呆症，母亲总怀疑她自己也可能得了这种病，总说自己忘事，有时候刚干完的事刚说完的话，转身就忘了;有时候一件事或一个问题，一天里能反复地不停地问十几遍，就像问《今日说法》里那个杀人犯的问题。但我们几个孩子总认为是母亲自己的心理问题，因为我们在和她谈其他事的时候，她的反应总是很快，条理也非常清楚;有时候我们为了逗她，和她说话时故意挖坑，但母亲从来不进“坑”，而且回答得滴水不漏，最后还笑着跟一句：“你们故意欺负你妈年龄大了?”每当此时，我们几个孩子总会同时竖起拇指，一齐说一句：“妈，您不是老年痴呆，智商和情商绝对一流。”
我们分析，母亲看不懂电视，现在和外界接触也少，也不像年轻时有那么多活要干，所以容易陷入自己的世界里，总在脑海里回忆自己“辉煌”的过去，所以以前的事说得头头是道一清二楚，而眼前的事她没有用心去记。还有就是，逢年过节，全家团聚时，我们经常谈谈各自工作，孩子们谈各自学习，她老人家也听不明白，无法插话，就同样的问题过一会儿冷不丁地问一次，用时髦的话说是为了刷存在感，目的是告诉孩子们，她也在，别忽略了她。
但父亲总是有点担心，和哥哥商量后，去年把母亲带到省城的大医院找专家看。经过测试和诊断，大夫说有一点点轻微的老年痴呆症前兆。开了很多药，还告诉父亲，最好买一个牛角梳，每天用梳子背在母亲的头上刮60下。父亲的耐心细致在这个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早上几点吃哪几种药各几片，下午几点吃另外几种各几片，父亲总会提前准备好，把开水先倒出来晾一晾，到了点，一分钟不差地把药递给母亲，把水端给母亲，监督着她吃下去。用梳子背刮头，从去年大夫交代之后到现在，每天早上九点钟，无论他们在干什么都会停下来，父亲拿梳子帮母亲刮头，一次不多，一次不少，60次，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
今年春节我们回家时，明显感觉到母亲的状况比前两年有了好转，不再就一件事或一个问题反复不停地唠叨了。那天，当母亲端着水准备喝药时，我问了一句：“妈，您觉得幸福吗?”母亲回答：“可不是吗?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我在想，假如父母亲和我们住在一起，就不折不扣地监督执行吃药这件事，我们任何一个子女恐怕都做不到。我们多次叫他们老两口到城里跟着我们住，他们执意不肯，要住在村子自己的房子里。院子很大，种着些花花草草，还种了些菜，就够他们两个人吃了。母亲做着饭照顾着父亲，父亲在其他方面照顾着母亲，不时地还有街坊邻居去家里聊聊天、打打牌、一起锻炼锻炼身体。
这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也许在我父母亲的字典里，没有爱情二字，尤其是我的母亲，若问她什么是爱情，她一定回答不上来。她只懂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样原始的朴素的婚姻道理。他们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合在一起，却因为生活在一起，相互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