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当然搞明白了，那天夜里的朱莉原来是在痛经。
我想我的教导对潘侯起到了作用。鉴于我教会了他一次“向左”，他就把我当成了一部可资信赖的教科书。这以后老潘日益像一个正常的人了。上课的时候他基本上能够找到自己的位子，捧着一只大饭盒自己去食堂进餐，中规中矩地排在队伍的后面。在爱情和现实这两只一软一硬的大手调教下，他开始变得缓慢，十拿九稳，每走一步都小心谨慎的样子，不再奋不顾身，不再亡命飞奔，连尺寸都没有那么大了，好像缩了一圈。就是说，他不太像老潘了，有些像潘老。
大家公认这是我的功劳。学校给了我一个“优秀学生干部”的荣誉。王秘书亲自来学校见我，暗示潘侯的父亲很器重我。不是吗，换了谁对此都会有些蠢蠢欲动吧。
而且这番暗示很快就兑现了。大四一开学我就被分配到团省委开始了实习。潘侯和朱莉还来看过我一次，他们已经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有传言说朱莉最终会被分配到最热门的单位，尽管她离毕业还有两年的时间。他们坐在我的面前，不知为何，隔着一桌子的文件和报纸，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两个人的状态有些不可捉摸的垂头丧气，连得偿所愿的朱莉都显得有些落寞。
是什么让我产生这样的感觉呢?直到几天后我在办公室里被一把椅子撞青了膝盖，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天在我这间逼仄到难以落脚的办公室里，老潘他居然如履平地。他进得门来，至少需要穿越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只老式的木头脸盆架，一个古董似的文件柜，才能落座在我的眼前。但是他却带着出色的空间感成功地绕过了这一切陷阱。他走得太自如了，寸进尺退，在我的感觉中，反而丧失了那种明快的披荆斩棘的虎虎生气。
这时我谈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恋爱。对方是外校派到团省委实习的一个女生，当然也是个“优秀学生干部”，胖乎乎的，还戴着副眼睛。我们有幸被分在了同一个部门。许是“优秀学生干部”的大学生涯都有了致命的亏欠，我们两个真可谓是一拍即合，转瞬就在单位提供的临时宿舍里彼此借助了对方。那些个日子啊!汗水，体液，混杂着机关里才有的那股子严峻气味，囊括了我们青春垂死挣扎般的最后的一丝孤独。
情绪稍稍稳定的时候，我定神思忖，自己是否真的身处一场爱情之中，答案是：断乎没有。胖姑娘想必也和我有着同样的觉悟。她横陈在我的身边，全身赤裸，但依然架在脸上的那副眼镜，仿佛就是一个“有所保留”的象征。敦促我们这样躺在一起的动力大致相同，那就是，眼看大学时代行将终结，青春行将散场落幕，彼此不免就下了要“捞上一把”的狠心。一切不过借着爱情的名义。但是上帝作证，每当我们高潮退去的那一刻，我胸中涌起的凄凉又与我所认为的爱的滋味何其相似。那种只有曲终人散时刻才会升起的落寞与空寂，仿佛一座弃园，忧伤反而得以葳蕤凶猛地生长。这样的滋味使得我们自觉地克服掉那种事后必然的沮丧乃至厌弃，打起精神，用一种体谅的态度继续将对方拥在怀中。
我想说的是，当我第一次进入到那条温润的通道时，仿佛终于在跑道的终点完美撞线。那条灼亮的弧线又一次被我体验和看见：微微震荡着，不受重力约束，光波一般悬浮在半空。那份不期而至的自由从天而降：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酣畅淋漓，它没有那么霸道、蛮横和粗鲁，而是宛如一个婴儿般的令人疼惜。
而且天啊，如果再将我拷问下去，你们就会知道，在那一刻，我还想到了朱莉。
不久就发生了那件大事。
王秘书在一个深夜打电话给我，让我马上赶到潘家。单位居然因此给我派了辆车。当我赶去时，潘家灯火通明，像一个临战的指挥室。但潘侯半小时前已经成功地冲出了那幢壁垒森严的俄式大院。他击碎了玻璃，从两层楼上跳下来，风驰电掣般地摆脱了几名哨兵的围堵，消失在了茫茫的黑夜里。
对于这个事件的发端，西大有着一致的说词。
他们说那天傍晚潘侯和朱莉去那座废弃的教堂是为了偷欢。尽管潘侯已经日趋“正常”，尽管他庞大的肉身必然也有“捞上一把”的需要，但我仍然难以相信他会在那片上帝的废墟中让身体复兴。直觉告诉我，在那里，他只会热忱地对着朱莉朗诵“歪着嘴唇十分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