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和地位在他之上的老板不免隔膜，和地位在他之下的小黑也合不来。在长途客车上，售票员的工作不是售票检票那么简单，还需要拉客。他们在粤语里有专门的称呼：拉客仔。更为贬低的一个词是：车狗。暗地里，老板对小黑最经常的称呼就是“车狗”，在小黑面前却“小黑”、“小黑”的叫得异常亲切。自以为受到老板青睐的小黑，只知道老板瞧不起周克，不知道老板在背后也损他。暗地里，他也瞧不起周克。他和老板学历相等，觉得替老板打工是理所当然的，周克也替老板打工，他就觉得不可思议了。面对周克，他表面功夫是有的，然而和周克也不亲。他也喜欢喝酒，不过酒量并不好，只要两瓶啤酒落肚准会情不自禁地吐露真言：
“超!现在的大学生算个鸟……还不是，还不是替我……替我老板这个小学生打工!你说是不是?”
在这样一个团队里，周克总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更为痛苦的是身在曹营，却不知道汉在何处。令周克伤感的是，那些和他一样的“中间阶级”竟然丝毫不伤感。他们工作时精力充沛，在工作之余也精力充沛地打牌、搓麻将、K歌、泡妞。周克既不会打牌，也不会搓麻将，K歌的水平也有限。追逐女人的水平就更不用说了，他是长得帅，有先天优势，可惜后天失调，要不是陈碧玉主动，估计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是天生的被动派，做了客车司机后又特别倒霉，没有什么人对他主动出击。想到这些，周克顿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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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也曾尝试寻找新的寄托。有一段时间，他爱上了听摇滚，特别喜欢艾薇儿，尤其是她的专辑《酷到骨子里(Under My Skin)》。听摇滚确实可以缓解旧有的焦虑，宣泄内心的压抑，不幸的是，新的不快又随之产生：像他那个年纪、那种身份的人，只能借助一位年纪比他小的小女孩的声嘶力竭来排忧解难，连周克自己都觉得丢脸。丢脸丢到骨子里了。他想开始重新写诗，却找不到什么感觉，缺乏想象力，一下笔就形而下，毫无境界。他想这可能是长时间脱离诗群的缘故，后来休息的时候便与顾长风一起参加了一次诗歌活动。
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有一个刚成立不久、规模很大的教育城。学校大，经费多，在社会上有影响，拉赞助容易，社团也就容易办得红火。其中文学社的骨干社员受顾长风影响挺深，甚至连他们办的刊物《纪念碑》都是顾长风给命名的，有一次出刊以后，他们还专门请顾长风去做一场演讲，周克也跟着去了。
演讲的主持人是《纪念碑》的主编，一个留着海子式胡子的男生。他先是彬彬有礼地请出了《纪念碑》的赞助商：一家眼镜店的老板。老板站在讲台上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他对诗歌事业的热爱和信心，接着重点介绍他的眼镜店。
三十分钟后，顾长风开始作一个关于艺术创作的演讲，主题是“艺术家如何看见常人所无法看见的”。演讲时顾长风使用了一件特殊的道具：王小波的一尊塑像。塑像的王小波不知被谁脱光了衣服，硕大的头脑微微扬起，一如既往地表情茫然，完全看不到他在作品里体现出来的机智与幽默。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王小波的两腿叉得很开，一副大脚板让人觉得可笑、可叹。而最为可笑可叹的是，观众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小波那正处于疲软状态的生殖器。
顾长风正是抓住了这“最为可笑可叹的一点”来展开他的讲演：雕塑家如何能看见这位小说家的生殖器?如果无法看见，那么雕塑家如何描述它的面目?这种描述具有合法性吗?合法性的根据在哪里?
在座的几位女学生，因为无法面对王小波的裸体或裸体的王小波，在顾长风提问的时刻礼貌地离开了;剩下的诗歌爱好者则怀着大无畏的精神留在了演讲现场。问题是，他们绞尽脑汁也无法跟上顾长风的思路，个个痛苦不已。
周阳事先并不知道演讲的内容，这时候听了，也觉得有些难堪。可顾长风并不知道他的感觉，他正沉浸在伟大的演讲中。他开始讲述艺术创作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虚构。他说，艺术家正是通过虚构看到常人所无法看到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艺术家比常人享有更多的权利。在艺术的领域里，什么样的虚构都是合法的，什么样的想象都是合法的。在艺术世界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胆大妄为。雕塑家当然也可以随心所欲地脱掉王小波的衣服，可以胆大妄为地脱掉王小波的裤子，让他一丝不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