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慢性中耳炎的影响，我十七岁得了体位性美尼尔氏综合症，好在是偶尔发病。躺在床上，透过蚊帐看天花板;蚊帐里面，落着一只蚊子。我对它奈何不得。因为只要稍微转动方向，哪怕只是偏一下头，就天旋地转，身体飘浮起来，跟着旋转;或者，感觉从高处掉下去，恶心，想吐。周围的事物仿佛盛在水中，被晃动，放在北窗下的桌子似乎瞬间就飞出南窗。
前两年又受了折磨，我梗着头颈，躺了三天，心里灰颓。忽然，从身体感受上，我复习到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后来想明白了，这种旋转，这种下滑，两侧物体的这种一闪而过，有若童年热衷的游戏：转椅、滑梯和秋千。区别在于，欢乐彻底演变为痛苦。一生情状有多少在幼年被预示、被警告?我那时进行的，也许，正是身体的适应性练习。
荡秋千，越来越高，越危险越喜悦。作为一个骑在钟摆上的孩子，呼啸的岁月在我耳畔。
2
葡萄架下，一片片黑迹。蚂蚁有的已经阵亡，蜷缩着，像五号字体的逗号。大部分还在继续较量。
小小的铠甲武士，相互箝牢，企图致对方于死地。我不能从外貌上区分两方：精巧的触须和腿，占到身体一半的硕大脑壳，卵形腹部，细得夸张、几近束断的腰——蚂蚁长得全一样，它们凭什么记清庞大的家族成员并指认混同于中的敌人?靠气味吗?我从两边的蚂蚁队伍里各捏出几只，仔细地闻，辨别。
蚁群糜集，两侧各延伸出一条细线，后方仍在增援。同族之间碰碰触角，似乎传递着牺牲的决心，然后它们勇往直前，越过密密麻麻的已经死去的兄弟。
我把糖吐到地上，含化一半的牛轧糖落有几个不整齐的牙印儿，软软的，泡在亮晶晶的唾液里。甜味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吸引蚂蚁，除了三两只被糖块粘住的，正费力地试图挣脱。我为自己的礼物没有受到重视而气恼，带着报复心理，拨弄起刚刚逃离困境的那只。它在尘土、唾液和手指的压力下翻滚。没过一会儿，它死了。我黏着的脏手指上沾着卑微的尸体。
上一次，也是半块牛轧糖，让我抓到很多俘虏。蚂蚁簇拥着掉入我布好的陷阱。我合上火柴盒的盖子，把它放到耳边。
火柴盒薄，我听到众多不安的黑的碎的小脚在移动。它们慌张，找不到光和出口。声音极轻，极轻，我看不到它们。像亡灵。
为什么孩子都对观看蚂蚁抱有兴趣。它们把一只肥胖的虫子拖到洞口，如同脚夫搬运着一具棺材。虫子还在扭动，身体的前半部被蚁群覆盖，只露出后半截令人不快的鬼样的浅绿色和蛆般的螺纹。相对蚂蚁来说，肉虫体积庞大，但这个巨人的威胁形同虚设，它笨拙的自卫方式根本无法抵御遍布全身、同时进行的咬噬。它会被肢解得最碎。
蚂蚁得胜回巢，效忠肥胖的蚁后……没有发现，运回的猎物，长相酷似它们敬爱的女王。
或许，它们乐于享受这种相似。
卑贱，数量众多，终日忙碌。在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那里，蚂蚁，和软表、面包、拐杖、抽屉一样，成为重要的个人绘画符号。它暗示着人类潜意识中的恐惧、脆弱和焦虑。
达利在自传中回忆童年一只受伤的蝙蝠：“我大声跟这只我开始宠爱的蝙蝠说话。我一遍又一遍地亲吻它毛茸茸的头顶。”但是第二天早晨，等待他的是一幅可怕的场景。蝙蝠遭到疯狂蚂蚁的进攻，它“嘶哑地喘息着，嘴张得老大，露出小老太婆的牙齿”。被怜惜的感情支配着，达利匆忙拾起它，打算吻它疼痛的头，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用牙死命地咬了它一口，我觉得它断成了两截。”
蚂蚁忙着加固蚁巢，以防雨水渗漏。砂粒发白，把穴口堆得像座微型火山。
中班的小案兴致勃勃地劳动着。他掘开蚁洞，泥土溅起，弄脏了他的脸和昨天磕破的还上着红药水的膝盖。错综复杂的庞大的地下工事，暴露在他的玩具铁铲下。还有白花花的卵粒。小案耐心地翻捡蚁卵，说回家用水冲冲，喂给他们家的鱼吃。他的指甲里塞着泥垢，几粒芝麻大的卵。
一个孩子，轻易可以杀死无数。我就曾把滚烫的开水浇注到蚂蚁堆里，蚁尸顺着小便一样的水流漂浮。
凹透镜下，出现一个耀眼的光斑。我调整角度，让它追上一只正在觅食的黑蚂蚁。舞台投射下来的聚光灯，集中在蚂蚁身上。强烈的光源似乎让它怔住了。它不动。然后，蚂蚁的腰背渐渐拱起，头部弯下去，几乎碰到屁股尖。它僵硬地翻了个身，几根细得快看不出来的腿在空气中盲目地蹬了几下，就停止。细小的光斑从死蚂蚁身上跳开，跃过不平的路面，跃过刚露出土面的草芽，跃过另外一只黑蚂蚁……又移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