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两年兵，除了个子长高了，下巴生出胡子，喉结突出，落了个党员的名，我又脱下军装回到了农村。姐姐埋怨我不求上进，连干部都没当上，人家王勤劳在县属企业都干上了临时工。父亲说，干啥都一样，都是为国家做贡献。姑姑曾让父亲去找他的老战友给我安排个工作，他的老战友叫于正阳，当时是我们县主管工业的副县长，称我一旦有个工作，媳妇也好找一些。父亲答应说好好好，可半年过去了，关于给我安排工作的事还是没有着落。母亲曾问过父亲多次，姑姑也催父亲，父亲嘴上应着，就是没有后话。
当时，我常看着王勤劳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回到村里，头扬得高高的，见人爱搭不理，一副骄傲自满的神情。想想在生产队干一天累死累活，灰头灰脸，一年到头，连一身新衣裳都买不起，我心里就来气。夜里，我跑到霸王河边哭，自叹不是李德昌的亲生儿才落到了这般田地。若我的亲生父亲知道我在农村受苦受累，定能尽最大能力，哪怕是托人情、走后门，也会给我谋一份工作。我长大了才明白，那时候的党员干部都是组织说啥就是啥，讲究原则，大公无私。你埋怨归埋怨，他们该咋办还咋办。
当农民的第二年，我急切地想解开我的身世之谜，又想起了柜子里的木匣子。我趁家中无人，鬼使神差般扭开了木匣子上的小铜锁，把信封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细看了一番。我这才发现，一封信中写有“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你要严格教育他，使他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会不会是我呢?信是一个叫张大山的人写给父亲的，信封上留的地址是安徽合肥机械厂，另外两封信中还特意问到我的成长和学习情况，没有提及姐姐。我拿着信，似乎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脑子轰的一下，双手颤抖起来。
我来到出嫁到黄家村的姐姐家，向她诉了委屈，说父亲不愿意为我安排工作，是因为我不是亲生的。姐姐安慰我，说她早知道，我和她都不是父母亲生的。她早见过了张大山的信。我愤怒地质问她为什么隐瞒我的身世?姐姐说，父母没主动说，就不能多嘴，她怕我贸然在父母面前提出来，令父母伤心，家庭产生矛盾。我觉得姐姐的话在理，就没在父母面前问过张大山是谁?我知道追问下去犹如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父母会感到难堪的。因为有这层窗户纸隔着，我和父母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才做到了和平相处。
从那以后，我再不提这件事了，把这个秘密藏在了心中。
不过，那些年里，我也曾在母亲面前发牢骚，去姑姑家告状，为父亲的不近人情表示不满。觉得离开父亲，我在社会上将难以立足，甚至寸步难行。母亲和姑姑也没少跟父亲闹腾。父亲就说，他找过于正阳三次，第一次去见于县长忙，未进办公室的门。第二次去和于县长寒暄了半天，觉得不好意思张口说儿子工作的事。第三次去，于县长问家中有什么困难?他说啥都好，没困难。父亲骑着自行车出了县城，又后悔自己对不起儿子，于正阳把话递到了嘴边咋就不知道接茬，说说儿子工作的事呢?便鼓足勇气蹬起自行车往回返，没想到于正阳又坐着吉普车去地区开会了，而那天会议主题正是县属企业招工的事。这是多年以后，父亲和于正阳退休了，两人在县城的小酒馆喝酒，于正阳说的。就这样，我错过了吃公家饭的机会。而骂过我的王勤劳早已转正，当上了县轧钢厂的推销科长。十多年后，轧钢厂倒闭，王勤劳又回乡当起了农民。正好相反，我领着老婆孩子进了县城，先摆了个小吃摊，后来又跑运输，再后来开农产品贸易公司，逆袭成功，成为王勤劳羡慕的人了。于正阳问父亲，后悔吗?父亲说不后悔。于正阳问为啥?父亲说，那样我儿就当不上老板了。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哈哈笑着，回忆如烟往事，感叹着改革开放社会发展之快，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这是后话。
扯远了，我之所以说这些，就是想说我从没沾过我父亲的光，另外，除了背个英雄的名，父亲好像也没啥光可沾。记得有次在父亲的生日宴上，父亲激动地对我说，你比爸爸有出息，可你要记着，是部队的大熔炉锻炼了你。我当时不理解父亲的话，想着开公司与当兵有啥关系，后来我才理解父亲所指的是，我做事做人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和品质。
四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人在农村生活，我要接他到城里住，这样方便照顾他，他死活不去，称住在老宅院自由自在。他虽然腿脚不便，但身体倒没啥大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