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这个柿子多软呢。”她不由得笑了，“好话得说给会听的人。媳妇的心离我百丈远，只能说给闺女听。”
“你的好话还不就这几句?我早就背会了。”
“好文不长，好言不多。背会了没用，吃透了才中。”
……
那天，小侄子的随身听在茶几上放着，她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地指了指，问我这是做什么用的。我说可以听音乐。她害羞地沉默着，我明白过来，连忙去找磁带，找了半天，都没有合适的。只好放了一盘贝多芬的《命运》。
听了大约十几分钟，她把耳机取了下来。
“好听。”她说，“就是太凉。”
她也看电视。有时候，我悄悄地走进大哥家，就会看见她正规正矩地坐在那台三十四寸的大彩电面前，静静地看着屏幕，很专注的样子。边看她边自言自语。
“这嗓子真亮堂。一点儿都不费力。”是宋祖英在唱歌。
“可不是，那时候穿的就是这衣裳。”画面上有个女人穿着旗袍。
“唉呀，咋又死了个人?”武侠片。
大哥回来，看的都是体育节目。她也跟着看。一边叹息：滑冰的人在冰上滑，咋还穿那么少?不冻得慌?那么多人拍一个球，咋就拍不烂?谁负责掏钱买球?开始我们还解释得很耐心，后来发现这些问题又衍生出了新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连环套，不由得就有些气馁，解释的态度就敷衍起来。她也就不再问那么多了。
1998年“法兰西之夏”世界杯，我天天去大哥家和他们一起看球。二哥也经常去。哥哥们偶尔会靠着她的肩膀或是枕在她的腿上撒撒娇。——她现在唯一的作用似乎只是无条件地供我们撒娇。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能容纳你无条件撒娇的那个人，就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她显然也很享受哥哥们的撒娇。球赛她肯定是看不懂的，却也不去睡，在我们的大呼小叫中，她常常会很满足地笑起来。
看到球员跌倒，她会说：“疼了吧?多疼。快起来吧。”
慢镜头把这个动作又回放了一遍，她道：“咋又跌了一下?”
球进了网，她说：“多不容易。”
慢镜头回放，她又道：“你看看，说进就又进了一个。”
我们大笑，对她解释说这是慢镜头回放，是为了让观众看得更清楚些。
“哦，不算数啊。”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我哪儿懂。”
刚才进球的过程换了个角度又放了一遍慢镜头。
“看看，又进了。又进了。”她说。听我们一片静默，她忐忑起来，“这个算数不算数?”
住了一段时间，她越来越多地被掺和到两个哥哥各自的夫妻矛盾中。——真是奇怪，我婚后的生活倒很太平。这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安分的毒，这毒的总量是衡定的，不过是发作的时机不同而已。这事不发那事发，此处不发彼处发，迟不发早发，早不发迟发，早早迟迟总要发作出来才好。我是早发类的，发过就安分了。哥哥们和姐姐却都跟我恰恰相反。一向乖巧听话的姐姐在出嫁后着了魔似的非要生个男孩，为此东躲西藏狼狈不堪，怀了一个又一个，流产了一次又一次，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女孩，那个儿子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大哥仕途顺利，已经由副职提成了正职，重权在握，趋奉者众，于是整天笙歌艳舞，夜不归宿，嫂子常常为此疑猜，和他怄气。二哥自从财经学院毕业之后，在县城一家银行当了小职员，整天数钱的他显然为这些并不属于自己的钱而深感焦虑，于是他整天谋算的就是怎么挣钱。他谋算钱的方式就两种，一是炒股，二是打麻将。白天他在工作之余慌着看股市大盘，一下班就忙着凑三缺一，和二嫂连句正经话都懒得说，二嫂为此也是怨声载道。
没有父母，奶奶就是家长。她在哪家住，哪家嫂子就向她唠叨，然后期望她能够发发威，改改孙子们的毛病。她也说过哥哥们几次，自然全不顶用，于是她就只有自嘲：“可别说我是佘太君了，我就是根五黄六月的麦茬，是个等着翻进土里的老根子。”
我每去看她，她就会悄悄地对我讲：这个媳妇说了什么，那个媳妇脸色怎样。她的心是明白的，眼睛也是亮的。但我知道不能附和她。于是一向都是批评她：“怎么想那么多?哪有那么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