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世间的悄悄话，可以分为多种：有留守亲人对远行者的叮咛，有青春儿女之间的痴情呢喃。时代里还有另一类“悄悄话”，虽然话音也是轻如落叶，但是其内在成分，却有着金子般的沉甸，让人永生难以忘却。
记得，那是在1976年的秋天，我当时身在山西永济监狱三中队，身份还是个没有解禁的右派囚徒。一个周日，奉命骑着自行车去买纸笔(我当时担任劳改队的统计员工作)。我从县文具店里买完纸笔，因为那儿地靠黄河风陵渡，便想借机骑车去看看母亲河，以舒解心情的惆怅。当我走出文具店，跳上自行车路过火车站的时候，后边突然有人一把拉住了我的自行车。扭头一看，是从北京探亲归来的同类阮祖泉。他肩上背着沉甸甸的背包，手里还提着一个网兜，不用问我也知道，他是想让我驮他回队。
开始我有点沮丧，因为去风陵渡散心的愿望泡汤了;但老阮是个正在办理“保外就医”的重病号，县城离监狱有三十华里，让他从县城徒步走回到劳改队去，我又于心不忍。于是我调转车把，准备驮他一起“打道回府”。但他却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不急于坐上自行车的后座。
我说：“老阮，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丢在火车上了?”
他摇摇头神秘兮兮地回答我：“没丢什么，只是灵魂儿吓得出壳了。”
“此话怎讲?”我不解其意地望着他，“遇到小偷了?”
“没有碰上‘佛爷’(劳改队中小偷的代称)，我的耳朵倒是当了一回‘佛爷’。”他说，“我穿过软卧车厢时，听到两个身穿军官服的军人，在轻声说……说……什么。”
我瞪了他一眼：“你怎么变成结巴磕子了，是不是你的病又犯了?”
他看看我们周围没有行人，把嘴巴伸到我的耳边，轻轻地吐出一句轻如落叶的低语：“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外传，江青被抓起来了。”
我顿时愣住了，久久没能吐出一句话来。因为这对整个中国来说，如同一声惊天霹雳。老阮让我把自行车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尽管周围没有一个人影，他还是把嘴对准我的耳朵，对我述说他没说完的故事：“当时我心跳得虽然如同擂鼓，但还想听听下文，便假装网兜掉在了车厢通道上，蹲在那儿拾网兜的样子，听那两个军官继续说出下边三个人的名字：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想有滋有味地听下去，两个军官似乎发现了门外有人，便将软卧车厢的门狠狠地撞上了。”
轮到我魂飞胆战了。因为老阮与我咬耳朵的悄悄话，分量太重了。它不仅关联到中国的前途，还关联到我们这些倒霉的老右们的命运。1957年至1976年，我们已然身陷囹圄二十个年头了，在这六千多个日日夜夜中，惨烈的十年“文革”让我们深信物极必反的人间哲理;王、张、江、姚不仅把中国经济推向毁灭的深渊，还使我们这些受难的知识分子成为他们的瓮中之鳖，从理智上判断王、张、江、姚到了横行的末日，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但火车上听来的悄悄话，毕竟不是文件传达，因而我叮咛这位来自商业部的同类说：“你耳朵当了一回‘佛爷’的事，回队后千万不能宣扬;万一是谣传，怕是要先关进禁闭室，后按反革命罪论处的。”
老阮感谢我的提醒说：“我是要管住我的嘴。可是这事太刺激了，让我在嘴巴上贴封条，确实有点困难。”
记得，我当天驮他回囚巢的路上，我忘记了路途的颠簸疲劳。虽然没有看上母亲河一眼，但老阮带来的悄悄话，已然弥补了我心中的缺憾。因而尽管乡间土路上无人挡道，我还是不断地按响车铃自乐——那不仅是我们落难群落的一支希望之歌，更是迎接中国曙光的交响曲……
二
没有料到的是，老阮仅仅回到队里两天，劳改队长陈大琪就来到我工作和居住的窑洞。起始，我以为是来询问全队劳动情况的，但他走进窑洞后并没有查看摊在桌子上的统计资料，反而掏出一包烟来，坐在一把木椅上，独自喷云吐雾起来。
尽管这位劳改队长十分关爱受难的知识分子，对我个人也尽力呵护(他读小学时，曾在六年级语文辅助教材课本上，读过我的一篇散文《故乡散记》)，但他毕竟是监狱部门对我们执行专政的干部，今天何以会到一个囚徒的窑洞来闲坐?我开始不安了。正在我肚子里捶鼓之际，他让我关上了窑洞的那扇木门，把我叫到他的身旁，对我耳语道：“阮祖泉近日刚从北京回来……听有人汇报，是你用自行车把他驮回到队里来的，他没对你说些什么?”陈队长平日讲话时嗓门十分豁亮，此时却语细如丝。
响鼓不用重捶，我立刻明白了他来窑洞的主题。一时之间，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我要是实话实说吧，等于出卖同类;装傻充愣吧，又对不起这位好心肠的队长——因为他一直比较关爱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我陷入两难之中，本能地低垂下头来。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对我低声说出了下面的一番话来：你别想得太多，我来只是向你核实一下此事的真伪。该怎么对你说呢，有一些问题，你们知识分子心中想的，也是我们劳改干部心中想的。中国何去何从，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共同的问号。本来，我听了别人的汇报之后，可以直接找阮祖泉去询问的，第一、他有病，我怕吓着他;第二、我怕他不敢说实话，所以我就找你来了……
至此，我心里已然完全明白了：一定是老阮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把在火车上耳朵当了“佛爷”、听到两个军官之间的悄悄话，又以悄悄话的方式，告诉了与他同号住着的别人;而别人又用悄悄话告诉了友好的相知——最后，有人汇报到了陈大琪的耳朵里。事已至此，我别无出路，只有像竹筒子倒豆子那般，把那天与阮祖泉相遇的经过，仔细地对陈队长描述了一遍。
我等待着挨批——两眼不敢直视陈大琪的脸。
沉默。
无声。
片刻之后，只听他“啊”地叫了一声。我抬起头来一看，才知道他只顾听我说话而忘了吸烟，那只烟头烧疼了他夹着烟的手指。他甩掉烟头并把它踩灭之后，对我笑了。然后悄声地对我叮嘱了一句：“别说我来问过这事。”
我惊魂未定地应了一声。
他又低声地对我耳语了一句：“但愿这不是谣传，而是真的。”之后，他拉开窑洞的门，走出了窑洞。至此，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到了地上。
不久，这个“悄悄话”再也不是人间秘密。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四人帮”被绳之以法的消息时，全民欢呼雷动。为此，在一段时间内，老阮因传播出春雷般的悄悄话，成了劳改队中的一段传奇。不久，中央关于为错划右派改正的“55号文件”下达，我们先后被解禁，走出沉冤的囚笼。
至今，这段往事虽已过去三十多年，我之所以难以忘却，实因在那段“悄悄话”的记忆中不仅藏有中国历史的黄金，它还如同娱乐竞技场上的过山车，让人心惊肉跳。
俱往矣!中国从那一刻起，当真翻天覆地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