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母亲说，她在县医院里躺了一天一晚，就是生不出来。痛啊。痛得她直想死。可是她不叫。一声都没有叫。只是咬牙抿嘴，直喘大气，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汗如雨下。针也打了，人参汤也喝了，香灰水也灌了，都没用。后来医院也没辙了，交待父亲赶紧想办法送地区医院。那时候父亲在公安局工作，立即从看守所提出两个犯人，扎一副抬轿把母亲抬了，连夜抄小路走了一百多里，送到地区医院。
下午到了医院，傍晚时分，母亲就生了。
母亲说，就是生我的时候难，后来生我的妹妹、弟弟都很顺利。母亲还说，侥幸是在城里，如果在乡下，就没有命了——这有可能。
母亲的老家，在邻县的乡下，离父亲的村子不远。村名皆以姓氏冠之。一个是廖家，一个是肖家。母亲十三岁说给肖家做童养媳，十八岁成的婚。结婚第二年，新中国成立，父亲考入地区公安干校，半年后分配到了这个县的公安局，当了干部。
母亲是二十岁进的城，她由外公陪着，一路走一路问，翻山涉水，走了两天，寻到父亲这里来。从此母亲就在这里住下了，生活了五十二年，终老于斯。
母亲小时候没有读过书。进城后，父亲送她到夜校学了几年。母亲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也能磕磕巴巴地念报纸上的文章了。她在夜校还学会了一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她一辈子会唱的就是这一首歌。这首歌她只会唱开头这两句。后来的日子里，闲下来的时候，我偶尔会听她唱起：“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这应该是一首抒情的、欢快的曲子。可是母亲一辈子，过得一点也不抒情，也很少欢快的日子。
母亲到县城里后，很久都没有正式的工作。据说父亲帮她找过两份工，但很快就辞了。母亲要养儿育女，要做家务，每天忙不赢。那时候天下太平，父亲的一份工资能够维持一家五口有粗茶淡饭，足矣。可是自然灾害来了，全国人民开始过苦日子。后来灾害愈演愈烈，好多地方都断了粮，靠吃野菜、树皮、观音土。周围好多人得了水肿病，两条腿肿起好粗，光滑水亮，一按一个坑，好久复不了原。我常常看到水肿病人们坐在一起，比赛谁腿上的坑按得深。我们有城镇户口的人家，日子要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给我们定量供应的粮票，要搭配杂粮——高粱、苞谷或者红薯。拿粮票买高梁苞谷，一斤是一斤，买红薯，则可以买十斤。母亲要的都是红薯(蒸红薯、煮红薯、煨红薯)，晚上才能喝到两碗米汤。红薯和米汤都是饱得快饿得也快的东西。我常常不到半夜就饿醒了。睡不着，起来喝凉水。喝多了凉水，更睡不着——不断地要撒尿。整夜折腾，饿不堪言。这些，母亲都知道。可是，她不做声，只是默默地难过。正所谓：听在耳里，痛在心里。她自己饿一点不要紧(事实上她也总是把东西让给父亲吃，让给我们吃)，但不能饿到子女。她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东西把我们喂饱。母亲说：鸡都不喂它就知道自己去找食，何况我们是人。母亲在乡下长大，从小劳动，历经艰难，找吃的本事是很大的，她找食的天地，当然比一只鸡广阔多了。我们那地方是山区，县城四面环山。山都不大，可是泥土肥润，草木丰茂，野产很多。母亲应该是最早一拨到山上去寻找吃食的人。野笋子、野子、野韭菜、野茼蒿、野苋菜(又名马齿苋)、地菜子、地衣(其状如木耳，无味，色泽死黑，打雷下雨后在山里的岩石上才能捡到，所以，我们那里俗称“雷公屎”)、土茯苓、益母草、毛粟子、蕨根、椿树叶、桑树叶……后来附近山上的东西都搜刮干净了，母亲她们就往远处推进，一直推进到二十里外的南岭大山。母亲常常天不亮出门，天黑透了才回到家。手里提着，背上背着，带回一大堆野菜。这些东西，都很难吃。那时候做菜的方法很简单。烧半锅水，把东西放进去，撒几粒盐，滚几滚，掐出来就吃。没有油，没有调料，怎么会好吃呢?可是我们都抢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肚子滚圆。
母亲还在山里开出了十几块地，地都开在岩石的夹缝间，都很袖珍，大不过桌面，小则仅可立足。种了南瓜、辣椒、茄子、小白菜。还在家里灶旁边用纸箱圈养了两只小母鸡。那时候政府禁止居民开荒种地、养鸡养猪，母亲都是偷偷做的。我们在城边上的几块地，被镇里的治安队发现了，立即被踩平，还压上了大岩石，钉了禁牌。母亲看到被践踏得七零八落的菜苗，一屁股坐到岩石上，哭了一阵，咒骂了一阵，掮起镢头，到更远的地方又开出几块地。母亲做的这些事情，父亲是反对的。父亲是个很谨慎，很守规矩的人。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以乡村教员的觉悟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可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他们那段光荣历史被抹掉了。他也抗争过，发过火，说过狠话，可是没有用，也就认了。这当然是个致命的打击，而且，影响了他一辈子。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脾气很暴躁，在家里动不动就发火。(可是他在外面却十分和气。当了一辈子小干部，没有得罪过人。)母亲对父亲，从来是依顺的，只是在这件事情上，母亲少有地坚持，绝不让步。他们吵过很多次，每次都吵得很厉害。父亲把镢头，把鸡笼都摔到屋外，母亲又默默捡回来。摔多少次，捡回多少次。捡回来了，母亲就坐在鸡笼上哭，反反复复诉说一句话：“我不晓得什么政策不政策，我只晓得我们要吃饱肚子，要生活。我一不偷，二不抢，靠自己下劳力找点吃的，有什么错!为什么就不让我做!’在母亲的疯狂和决绝面前，父亲还能怎么样呢?唯有窝在凳子上，不再言语，脸色铁青。或是一摔门，到单位去了。
我们几兄妹缩在门背后，惊恐地望着大人争吵，大气不敢出。我们直觉地感到母亲没有错，又隐隐隐约约地觉得父亲很憋屈，内心是很复杂的。
我那时候八九岁了，已经粗通人事。
我也经常会帮母亲做点事情。我家后面，是一条小溪，隔墙可听到流水潺潺，泠然有声，站在后门石阶上，便见水草飘飘，鱼翔浅底。可是母亲是不准我们去河边的。只有她寻回来很多野菜，才会叫我开后门帮忙洗菜。我扎高裤脚站在溪水里，让水流绕着膝盖舐啊舐，心里好高兴。有一年闹水灾，连降大雨，十几天才停。雨把田里的稻谷都打得倒伏了。雨一停，泡在水里的稻谷都长出了绿芽。县城里的人都涌到田里去掐稻穗。母亲带着我，也寻回来一箢箕稻谷。我看着绿芽森森的稻谷，心想，这能吃么?能吃!母亲指使我拿出到河里洗干净了，一根一根摘掉绿芽，把稻谷在锅里焙干了，到一户农民家里借石磨磨成粉。我们母子俩人，磨了一天。真是整整一天啊!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换右手，到后来都没力气了，就两个人四只手的攥着石磨把手缓缓地推，母亲把稻谷粉和地菜子做成粑粑，在锅里干煎熟了。这种粑粑连糠带米带菜，真难吃。吃在口里，感觉满嘴是砂，难以下咽。那筐米糠粑粑，吃了半个月。那半个月吃得我们，嘴巴也难受，肚子也难受，拉屎的时候更难受。我还跟随母亲去菜地浇过肥。都在大清早，天都还黑着，母亲挑一担尿桶在前头走，我紧随其后。街巷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有我们四只脚板踩在石板上嚓嚓嚓的碎响。出县城，穿过一条长长的土路(土路好长，天色就是在我们一步一步走着时亮起来的)，到了山底下，母亲放下担子，往尿桶里掺满水，顺便也歇一歇气。菜地有十几块，散布在刺丛旁边，或岩石里，极其隐蔽。我去过几次，每次再去，都很难找全。母亲却熟悉得很，不会走弯路，也不会遗漏。一担尿水，刚好把菜地浇完。我还跟母亲去扯过笋子，捡过稻穗，挖过地菜子。我最高兴的是去山里摘毛栗子。那时候秋叶飘零，层林尽染，人在山上，犹如画中行走。一路走，一路采摘。嫩的，装进布袋里。外壳呈红色黄色的，就地拣块岩石砸开了，嚼而食之。新鲜毛栗子是很好吃的。脆，嫩，沁甜。每次进山，都要装一肚子和一布袋毛栗子回家。
稍长，我可以帮母亲做更多的事情了。锤石子。县里修马路，需要很多碎石子铺垫。山上爆破开来的岩石，大的有箩筐大，小的也有饭碗粗细，都不合适铺路。铺路需要的是鸟蛋大小的碎石子。我们从山下把大岩石挑到工地旁边，锤碎了，集了很多了，再又码成长方形的堆。碎石子是按方计钱的。这事很辛苦，可是赚钱也多。搓草绳，我家附近，有一家草绳厂。母亲按天去厂里领来稻草，在家里搓好了，再又送回去。一斤草绳四分钱。后来，涨到了五分，搓草绳坐在家里就可以干，随时都可以搓，不用日晒雨淋，所以，附近很多人家都接这个活做。入夜，星河璀灿，檐瓦晰然，家家户户搓草声，那情景是很令人感动的。我们还挑河沙，挑煤炭，掮竹子，还跟人往乡下送过一次水泥电杆。少年时期的劳作，让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吃苦耐劳、坚忍顽强的美德，这对我以后经历风风雨雨是很有帮助的。
母亲的身体不是十分强壮。客观地说，并不太好。可是她很少跑医院，感到不舒服了(她把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之类毛病统称为“不舒服”)，就倒碗温开水，放一撮盐，掰开衣领扯痧。右手扯右边脖子，左手扯左边脖子。“叭”——一下，“叭”——一下，后边脖子够不到，叫我去。我扯一下，母亲问一声：红了没有?——红了。——紫了没有?——紫了。——紫了就是痧出来了，好了。母亲果然就好了，泼掉盐开水，挑担箩筐出门去了。母亲常常露着一脖子紫痕，四处走。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父亲为母亲在服装厂谋得了一份职业，收入平稳，家道渐丰，母亲不必再为衣食多忧愁，就加紧了对我们的管束。
母亲对子女的管束是很严厉的，近乎苛刻，她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发狠读书，拿第一。她自己文化不高，可是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她并不知道怎样才能读好书。她的要求是出自本能的、盲目的。她常常跑到学校里，猫在玻璃窗外边，看我是不是认真听课。我们在操场上体育课，她也远远地站在柳树下(我们学校操场上有很多柳树，到了春天，绿条纷披，远看像一笼一笼轻烟)看。有一次我和同学们在操场上玩皮球，我们的争抢当然是十分激烈，十分混乱的。母亲冲进来，把我扯到场外面，气咻咻地训道：“从小就教育你不准跟别人争东西”每天放学，母亲必是早早地等在学校门口，护着我回家(她怕我又跑别处去玩)。母亲总像影子一样伴随左右，常常让同学们耻笑，我感觉很伤自尊心，发了几次火，她就让了一步。但是，规定我放学后五分钟内必须回到家里。她测算过，从学校到家里，刚好走五分钟。迟到一点，她立即出门去找。母亲自然是不能辅导我的学习的，但她自有办法：让我每天晚上写五个生字，每个字写一百遍(是一百遍呐)。她担心我偷懒，每天我写字的时候，神情是肃然的。
我小时候其实是个调皮的人。极其调皮。外面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我怎么可能按母亲的要求循规蹈矩呢?我不明白母亲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担心。担心我跟街上的小痞子学坏，担心我爬树会摔下来，担心我看课外书会耽误学业;担心我走夜路撞到鬼。母亲像看牛一样地看紧了我，一刻不敢松懈了她手里的缰绳。我却像头极不驯顺的小牛犊，一有机会，立即跑到外面玩去了。母亲也马上会跟踪而至，把我牵回去。母亲对自己的儿子，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侦察能力，哪怕我躲在很远很隐蔽的地方，她也能够嗅着气味找来了。我对母亲的这种近乎苟刻的管束真是十分恼火。当然母亲也有找不到我的时候，她就大街小巷转着，大声地喊叫我的小名。我们那县城很小。我家在县城的东南西北四条街上都租房子住过。母亲跟县城里的人，差不多都熟。街上的人，大多认识我，听到她的喊叫，我感到极其沮丧，感到好没面子，只好跑出去，跟她回家。
“文化大革命”把母亲吓了一跳。她是怀了一颗张惶的心看待那场运动的，每次站在街边看到游斗“走资派”的队伍走过，回到家里就要“啧”半天，嘴里念叨：遭孽!好遭孽!她不明白世道怎么变成了那个样子。她也参加了厂里的工人组织。她从厂里领回一个红袖章，可是没有戴过一次(我很难想像母亲戴红袖章的样子。那一定是很滑稽的)。她每天照样上班。每有游行队伍经过，她也跟出去站在厂门口看。有一次回到家里，母亲跟我说，今天游街的队伍好长，县里一个副书记也在里头，戴了高帽，挂了黑牌子。她说年初还为父亲的事去找过副书记，她认得他，她说那人好和气的，怎么也被抓起游街呢?她说那位副书记一边走一边伸出舌头舔嘴唇，一定是好口干了，她好想端碗水给他喝，又不敢，怕挨打。顿了顿，母亲叹气道：嗨，我还是应该上去给口水他喝的!过了好多天，她还提起这件事，后悔得不得了。那一年，我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那时的红卫兵真是威风。刷大标语、刻钢板、抢高音喇叭、砸店铺门前的石狮子，呯!一锤下去，石花四溅，欢声雷动。我觉得很好玩。运动发展到高潮，人们都发了疯，竟跑到武装部的仓库里抢枪。那天是傍晚，我也跟着大人们往武装部涌。半路上捡到一枝枪，返身又往城里跑，一直跑进县政府大院。大门在身后呯地一声关上了。我在一根柱子上站下，举枪一看，愣住了。那枪没有枪栓。忽然这时停电了，四周一片漆黑。很多人在黑地里跑来跑去。门外面人声鼎沸。我忽然有了一阵恐惧，正犹疑着不知该如何办，一个黑影摸到跟前，一掌打掉我手里的枪，拉着我就贴着墙根往里面跑。越长廊，到一道侧门，一肩撞开门，就见母亲正守在门边上。看见我，一把抓住我的手，抓得死死的，一口气跑回了家。母亲拴好门，又拖张凳子顶死了，转脸骂我：你要再敢出这张门，我打断你的腿!第二天，母亲抓了只鸡去感谢那位把我从县政府找出来的工友。
几十年后，母亲还对我说，你们三兄妹，只有你让我操的心多!
然而母亲却是特别疼我的。我懂事得早，吃的苦多。很小的时候，大约不到五岁，我就会生火做饭了。母亲出门做事，常常忘了时间。估摸到时候了，我就会扒开炉灰，絮上刨木花，点燃，填进木炭，再把煤饼敲成小块，一层一层架上去。初时不懂灶底要通风，刨木花燃不成明火，满屋子的烟，熏得我眼泪长流。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晚饭是一锅米汤。往往是，母亲和我吃上面的清汤，父亲和妹妹吃中间那米糊，底下稠点的米饭，留给弟弟。弟弟只有一两岁。再长大点，家里烧的煤炭就是我包了。我们县城人家烧煤，都是到一个叫张家煤矿的地方去买。张家煤矿去城十几里，中间还要过一个渡口，尽是山道。每次挑五十斤，清早四点多钟出发，八九点钟，太阳刚刚出来，就回到家了。母亲把饭菜都热在锅里，另外还额外犒劳我一个荷包蛋，一碗糯米甜酒。辛劳半天，喝杯糯米酒，那真是很舒服的。我很勤快，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起早床去挑担煤回来。我家的杂屋、灶房、床铺底下，都堆着煤饼，母亲有时夸耀地跟邻居说，我家里什么都不多，就是一样，煤炭多。
小时候我有过一个不好启齿的毛病，尿床。早晨醒来，一摸床垫，湿湿的，凉凉的，又羞又怕，不敢声张。母亲遍访全城，求得一个偏方。她买回一个猪尿泡，洗净(我看她蹲在溪边，一点一点地揉，来回揉，淘洗了好久)。又量一筒糯米，加猪油到锅里炒，不停地翻动。过一阵，半熟未熟的糯米变得透亮，粒粒可数。起锅，悉数灌进猪尿泡里，缝紧了口子，再放锅里蒸。约三个钟头，取出来就热吃。那东西是很好吃的，皮略韧。里头的糯米饭，香，酥，软。一口咬进去，“吱——”一股香味透进心底。吃过几次，尿床的毛病就好了。我至今记得猪尿泡灌糯米的香味。
过年了。我们小时候都十分喜欢过年：有新衣服穿，有大鱼大肉吃，放鞭炮，有压岁钱——年三十晚上等我们睡着后，母亲把压岁钱分别压在我们三兄妹的枕头底下。大年初一早上一睁眼，母亲对我悄声说，把压岁钱收好。弟弟妹妹都是两角钱，你的多点。我伸手到枕头底下一摸，好，给我的压岁钱是五角钱。那时候，五角钱可以买三四本书了，我很高兴。
小时候我有两件事让母亲很得意。一次是小学毕业升初中的考试，我得了全县第一名。算术100分，作文多少分，记不清了，大约是86分，但题目还记得：“我的一天”。考分出来，母亲拿着我的成绩单到处给人看。还有一次，是我入选了县篮球队。小时候母亲是不准我打球的。她觉得打球耽误学习。打球运动量大，肚子饿得快(吃得就会多)，鞋子磨损也快。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去打球。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我不再投身运动，学校也已经停课闹革命，整日无事，母亲也就不再管我了。我和几个同学，天天出去找场子打球。我们都赤膊赤脚，只着一条短裤，一玩一天。我们都玩命地抢，玩命地跑，直到力竭倒地。我们终于玩出了一点名堂——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被选进了县篮球队。我在队里，个子最矮(不足1.6米)。但矮个子能在篮球场上驰骋，自有其过人之处。我成了球迷们最欢迎的队员。那时候县城里的业余生活极其贫乏，篮球比赛就成了人们最喜欢的节目。所以，球迷众多。母亲的师傅，就是铁杆球迷。不吃饭，也要先看球。还有母亲厂里的厂长、车间主任，都是球迷。每有比赛，必定到场。第二天上班还意犹未尽，会找到母亲说道一番，夸赞一番。母亲不懂球，好像也没有到现场看过我打球，可是每次回到家，就会跟我说，唐师傅他们又在讲你们昨天打球的事了……说时，笑意盈盈，两眼有光。那种时候，母亲心里一定是十分舒坦，十分熨贴的。
看到母亲的笑，我感到非常欣慰。母亲真是很难得这样笑一笑。母亲名青梅。她的一辈子，同她的名字一样，是生涩的，酸辛的。
现在，母亲去世已经好几年了，我常常在梦里梦见她。不知为什么，还是很少看到她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