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在我出生的前一年1946年去世，我不曾见过他，却听奶奶和父亲讲起过他。
奶奶说，爷爷年轻时有一条漂亮的辫子，又黑又粗，比上衣马褂还长下去半尺。一次进城碰上了民国政府剪辫子的巡警，被齐根剪掉了。爷爷回来，气得哭了好几天。临死的时候，有一条遗嘱专门吩咐：要把他那剪下的辫子带进棺材，一并入土。我记事时男人们一律剃光头，很难想象男子汉拖一条辫子是什么形象。后来知道一点历史知识，明白了汉人拖一条辫子原是汉民族在满清异族统治下的耻辱。爷爷之类的民众，其愚昧可悲一现于此。
父亲则说，爷爷当年脑子特别好使。赌牌押宝，手段不凡，而且是我们村中戏班的鼓师。怪不得解放初期，村里搭台唱戏，几位大伯都多少不等能登台演出几场戏呢!二伯有一出《杀狗》，三伯有一出《藏舟》，五伯能唱一出《白蛇传》里的《游西湖》;四伯则是戏班里的正生，会的戏文就更多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分到田地，多年的战乱平息，农村真是一派升平景象。庆祝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欢呼中苏友好万岁，或者枪毙反革命开大会，四乡八里的农民都要举行盛大的集会。各种社火班子，纷纷献艺。我们红崖底村是个小山庄，但也有高跷会、旱船队，铁棍秧歌八音会。大集会时，同样要到苌池镇去表演卖弄一番。
踩高跷的多是年轻人，扮些《西游记》、《白蛇传》之类热闹戏文。走旱船就要中年人，因为走旱船要相当的技术，真如水上漂一般才成。所扮戏文则是《回荆州》、《火烧战船》等与水流江河有关的节目。铁棍那就必须是行家把式来表演了。一丈多高的铁架，下端绑在把式的身上，上端绑一个小孩子;下面的把式迈着方步一步一抖肩膀，上面的着了戏装的小孩就顺势将水袖左右舞动。远远看去，花花绿绿的男女在半天云里手舞足蹈，甚是引人入胜。
秧歌队就是小孩子们表演的把戏了。主要由姑娘们组成的队伍，人人腰间系一块红绸，依着鼓点扭来扭去，红绸随着手势上下翻飞。那舞蹈其实十分简单，但围观秧歌队的老乡们情绪也很高涨，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那大约都是在注意姑娘们的吧!
记得有两次，我也被选进了秧歌队。和女孩子们混在一堆，我已经有些不乐意，但又不敢反抗老师的命令。奶奶却很高兴，又给我梳头洗脸，又翻箱倒柜找彩绸。到了苌池镇，在一个十字路口开始表演，我发现人群中有我的姥姥，姥姥大声夸赞我。给周围的人指指点点。实在说，秧歌队扭起舞步来，我个子太小，大步追都追不及，哪里还顾得表演。也许，姥姥她们就是欣赏我那匆忙笨拙的样子吧!
那时，我们红崖底村最出名的表演项目是洋鼓洋号。父亲领头张罗，他们一干在北京、太原做事的人，共同集资买了洋鼓洋号，还专门从县城请了一位教西洋鼓乐的教师。这教师矮矮的个子，留一背头，唇髭，据说曾是阎锡山部队中的军乐教官。他教学十分严格，学习吹号的学生都在庙院里随他住宿;夜间他监督学生不许撒尿，到清晨催赶大家上山练号，一直练到大家不再尿急。据说，尿水都从号嘴里流走了。冬天，水滴从号嘴落下，小号手们人人脚下，都是拳头大小的冰疙瘩。这也是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但曾经学过号的大哥宝山说，确实就是那样的。
宝山读的书全忘了，但他至今还记得许多号谱如《大马士》之类。教师，不知其姓名，人们都称他“洋老师”。也许恰巧他姓杨?
大集会上，吹洋号的还有一家。是苌池镇县立九高小的洋号队。但只要我们红崖底的洋号一响，九高小就鸦雀无声了。渴望长大，成为洋号队的一名号手，是我童年时期的梦想之一。不幸的是合作化而公社化，农民肚子尚且吃不饱，哪还有心思和精力唱戏扮社火?乡间的戏班八音会，铁棍伙子旱船队，竟完全绝了种。
错误的农村政策不仅使亿万农民啼饥号寒，而且将我们农民的曾经异常繁荣的民间文化陷于断裂，造成了无可接续的可怕的空白。十亿农民厌恶搞运动，痛恨极左路线，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在这一点上，我和农民站在一起，我要用我的笔和他们一起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