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表哥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时候我最害怕他。那些大孩子说，老师剋人可厉害了。有的孩子脖子脏得跟黑车轴似的，老师还说要用麻子石头给他搓。我就更不敢去上学了，他们像抓猪一样拖我，我也不去，我还没有玩儿够。
大人们说“七成八不成，九岁放光明。”九岁了，村里只有我一个这么大的人不上课了，再不去实在说不过去了。母亲用一条旧毛巾缝了一个小口袋，装上我的书和本子，送我去上课了。
村里没有单独的学校，生产队的饲养处，是一溜长长的牲口棚，里面有一条一条长长的牛槽，牛槽上面的横木杆上拴着许多牛，许多马，地上都是牛粪马粪。不远处是草棚子，饲养员给这些牛马添草添料，那些牛马都听他的。我可害怕它们，怕它们踢到我。我去学校，必须经过这长长的牛棚旁边。饲养处对面的一排房子，有饲养员的住处，有社员们过去用过的大食堂，有堆放杂物的库房。人们在这里清理出两间房子，就是我们的学校了。这里除了饲养员管那些牛马，就是我大表哥管我们这些孩子。
教室是两间大土房子，里边很暗。进了门，就看见几排木头桌子，每张桌子后面一条长板凳，都是生产队的木匠手工制作的，样子很蠢笨粗糙，没有刷油漆，桌面上被划得乱七八糟，长板凳有不少是掉了一条腿的。那些桌椅板凳分三列摆放，一列是三年级，一列是二年级，一列是一年级。从黑板旁边一道小门进去，是老师的办公室，里边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我三表姐十三四了，才三年级，她当班长。三个年级二三十个学生，都归她管。但是她有时候要早回去，因为到了中午了，我三表哥放猪回来了，大人在地里劳动还没收工，她得回去喂猪。我是最晚去念书的，资历最浅，也最胆小。
大表哥从墙头翻过来，来到学校，拍拍屁股上的土，一吹溜子，就上课了。我们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他先教三年级的读课文，再让他们写生字，之后教二年级的。最后教我们一年级的读“毛主席万岁!”读完了，就让我们比照黑板上的字，用铅笔在本子上写。没几天，我都会写了，也会读汉语拼音了。大表哥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学习挺好，不用念二年级了。秋天，我就直接上了三年级，他们说这叫“跳级”了，意思是我学习好。
跳到三年级后，我的厄运开始了，因为不会做算术题!两位数，三位数，加减法，乘除法，进位退位，借一来十，全都不会!但是我会读课文，做数学题的时候，我就把铅笔藏起来，走到大表哥办公室，对他说我没有铅笔了。他就说，那你去读课文吧。我就开心地回来，坐在板凳上读课文，不用做那讨厌的数学题了!
大表哥教不会我，有时候也会发火。快放学的时候，大家早就装好了书，嗡嗡嗡地嚷着，专门等着老师从办公室里出来说放学。终于放学了，别的孩子嚷着：老师老师快放学(xiao二声)，我家煮的白面条儿，一人一碗零一勺儿，回去晚了捞不着!背起书包一窝蜂似的跑回去了。大表哥也回去吃饭了，就把我自己留在昏暗的教室里，算是惩罚。他吃完饭去放我回来，我听到河里发大水，那些孩子都在河边看，有的在场院里跑着玩。我灰溜溜地回去，吃完母亲给我留的饭，又出去玩了。我根本不懂那些数字是怎么回事，始终处于蒙昧状态。大表哥这启蒙老师，没有开启我少年愚蒙的大脑。后来我想，都是跳级给闹的，一年级还没上明白，就上了三年级，这不是拔苗助长吗?
现在我看到数学老师教孩子们学数学，又是成捆的小棒，又是拨珠计数器，一年级孩子都能把数理和算理整得明明白白，说得头头是道，我多羡慕他们有这样的学习条件!那时候，两三位数的加减乘除，把我整得稀里糊涂，感觉比天书还难!这也是我后来专门喜欢学习语文，对数学再也提不起兴趣的原因。从那以后，我就更害怕大表哥，更害怕学数学。我一见到他，就像耗子见了猫一样，老远就跑开了。直到我上了五年级，有一位姓蔡的老师教我数学，我才整明白了。
白天，我们在这里上课。到了晚上，这里就是社员们记工分和开会的地方。生产队会计从家里出来，一路上大声喊着：记手册了。我记得那时候他们不叫手册，而是叫做“收chai r(三声)”，于是，吃过晚饭的人们陆续来到这里，拿着一本“劳动手册”，会计记上一天的工分，队长摁上红手戳儿，就生效了。还有的时候要开会，队长分配第二天的劳动任务，或者政治学习。队长不识字，会计也只会记账，就让当老师的大表哥读报纸。我很羡慕，报纸上那么多字，他怎么都认识呢!
大表哥是民办教师，和别的社员一样，每天挣一个工。后来他不愿意当孩子王了，也许是他厌烦了这个工作，不愿意一个人每天教三个年级的复式班了，也许是看不到前途转正无望了。他就去设在村里的代销店做了几年售货员，我去买东西的时候，看到他站在栏柜里，有说有笑的，似乎开心多了。他当老师的时候，可是从来都没有对我们笑过，也不多说话的。
分产到户以后，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有一年，他们全家到黑龙江投奔他的小舅子去了。他的小舅子自己做老板，承包了一个林场，专门采伐树木，他去那里当了会计，管钱管账，给工人发工资。他的儿子拖坡儿，就是上山把树锯下来，顺着专用的坡道拖下山来。大表嫂给工人们做饭，一家人都有工作，挣了不少钱。那年他们回来过年的时候，到了赤峰，都腊月二十九了，班车已经停运。他们是打车回来的，大家纷纷表示羡慕，说你看人家真有钱啊，从赤峰雇车回来就花了三百元!那时候，三百元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一年的开支都用不了。
大表哥终于过了几年有钱的日子。很多民办教师都是这样，一旦有别的门路，就会扔下粉笔头儿，拍拍身上的粉笔灰，毅然离去。没有门路的，就继续在三尺讲台上书写春秋。民办老师不容易，有的坚持二十几年，最后也没有转正，被精简了。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大表哥不再出去打工了，回到村里养羊，种地，依旧过着不太富裕的日子，直到白发苍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