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守源老师，是我在萧山中学”高复班”时的历史课教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刚恢复高考不久，各科师资相当缺乏。所以，当时的萧山中学想方设法从周边地方寻找优秀教师，徐老师就是当时的校领导“五顾茅芦”与萧山的红山农埸领导协商“借”来的。
徐老师当时还是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仍在农埸劳动改造，当时不到六十岁，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蔼的师长。他说普通话标准而有磁性，使他的课更有吸引力。他精通英文、法文和历史，曾在上海、北京的著名中学执教。由于“出言不慎”，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
徐老师是带着手拷，被北京的公安人员押送到原籍杭州，送至钱塘江南岸的萧山“五七农埸”(现红山农埸)执行劳动改造的。
?从此，住草舍，干苦活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课。右派吗，当然是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每每有喷洒农药之类的危险活也要指定他干，火热的太阳下没有口罩等防护措施，照样要被派去喷洒农药。
一次，当徐老师对我们全班同学谈起这些往事时，热泪盈眶，心情沉重。他说：他的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学、朋友，有的不堪沉重的精神、劳作压力，因病去逝了;有的实在难忍非人待遇，以自杀告别了人间。但他却始终要求自己坚强、忍耐、豁达、乐观，坚信总有一天会云开雾散。
所以，他活了下来。他对我们说：苦难也是一种财富。只要想得明白，就会让你看清事理、增长经验、学会做人、热爱生活。徐老师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学习历史，就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
徐老师来萧中后，负责教两个理科班的英语，两个文科班的历史。记得他来我们文科班上第一堂课时，已是深秋季节。他微笑着走进教室，脱下那顶深蓝色的呢帽子，轻轻地放到讲台上，并向全体同学鞠了一躬说：同学们好!然后开始自我介绍。这就是徐老师给我们的第一印象：礼貌、谦逊、慈祥。以后的每一节历史课，徐老师都以其渊博的知识、生动形象的语言、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授古今中外的历史，他也时常借古论今，点明规律和经验。
徐老师非常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独到的观点。我就曾因做一道关于岳飞评介方面的家庭作业有“独到”见解，而被在全班表扬。对于同学们在课后向他请教的历史、英语以至哲学等问题，他都会和蔼地为你解答。
徐老师把当时对“右派分子”的管制劳动看作是对自己身心的磨练;对每月能偶尔吃一二次肉片肉丝，觉得作为“右派”已是很荣幸了;对能在难得的假日里获准到县城的书店去买两本书回来也会感到很幸福。
改革开放的春天，给徐老师这样的“老右派”带来了人生的大转机。徐老师在萧中教了两个学期，他的“右派”问题也被平反了。徐老师要回北京去了。
他的最后一堂课是讲安徽捻军兴起的历史背景。他说，他的“右派“问题平反了，这节课讲完，交接完工作，就要回北京了。同学们闻此，窃窃私语，都显露出不舍与婉惜，几个女同学，还泪水涟涟，伤心轻泣。
我见此情景，也是非常伤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竟举手发言，要求徐老师最后这节课就别上了，我们可以自习完成。请徐老师，为我们再讲一些自己的经历和历史课高考前的一些复习方法。我的请求，得到了全班同学的鼓掌赞成和徐老师的同意。最终，这最后一堂课，便上成了一堂关于人生的教育课和历史复习方法课。
虽然，时间己过去了几十年，但我还是能非常清晰的记着这最后的一堂课。文科复习班时，我的几门文科课程成绩都还可以，但数学成绩实在是太不给力，化了很大精力很多时间，也还是不咋开窍。这情况，徐老师也清楚。
徐老师，在回北京前，专门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鼓励了我一通，让我在数学上再用点力，考上大学是没问题的。他还特地把我带到教我们数学的周老师跟前，说我很有希望考上较好的大学文科专业，请周老师在数学上多给我补补课，开点小灶。后来，周老师果然也是对我很上心，每节课下课后，都要到我座位上问我一下，有没有听懂，不明白的地方，也会当埸再给我讲解一下。
徐老师回北京后不久，就调入北京广播学院任教(现中国传媒大学)，教历史和英、法语。在“北广”，他又成了学生们非常爱戴的老师。我曾读过“北广”院刊上，学生写徐老师的专访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学生们对徐老师的敬佩与感激。
中央电视台、凤凰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等广电系统的著名节目主持人、编导或领导，都曾是他的学生。
离休后的徐老师也不空闲，返院任教、编书写书，非常忙碌。他编完台湾柏杨撰写的《中国通史》后，还特地赠送了几本给我。我与徐老师一直保持联系，早些年都是书信联系，后来就多以通电话为主了。
我参加工作后，只要到北京出差，必定要去看望徐老师和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领导兼剧作家的师母。
八十多岁时的徐老师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与我通电话时也说自己跟中年人差不多，连续步行一、二小时没问题。他曾自嘲地说，这还得益于“右派”时的艰苦劳动。
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锻炼、读报、看书、写点东西。他的几个昔日“右派”的儿孙，在国内外也都很有出息。小女儿曾是澳大利亚《澳洲日报》的采编部主任，孙辈中竟有二人哈佛毕业。
作为存活下来的右派，徐老师的晚年是幸福的。2011年的一天，我在杭州与北京的徐老师通了电话。在电话里，徐老师让我上网看一下崔永元制作的大型口述历史记录片《我的抗战》，共30多集，第14集《永远的微笑》是对徐老师与师母的专访。这部系列片，在网络上播放，要比在各电视台播放早三个月，可先睹为快。
我认真的看了两遍第14集《永远的微笑》，才知道徐老师和师母在抗战时期的恋爱经历，这还是一个可写成电视剧的传奇故事。
原来，徐老师在昆明读大学时，认识并恋爱的大家闺秀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后师母因地下工作需要，到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蒙在鼓里的徐老师，还不辞辛苦的找到香港，还在不知不觉中通过了香港地下党的暗中调查与考察。香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这才允许：年轻漂亮的师母可以与帅气聪明的徐老师继续交往和恋爱。而师母中共地下党的身份，徐老师是在解放后才得以知晓。(读者有兴趣可自行上网观看全片。)
作为学生，我观看了这段口述历史后，更感受到了老师与师母的可敬可爱。感谢伟大的改革开放。
没有改革开放，徐老师苦难的右派生涯，将还要伴随他的一生。时代的进步，让一个好老师，又能重新为祖国发光，将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们。同时,这也改变了老师的后半生。
令人痛惜的是，徐老师己于几年前，因脑溢血救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敬爱的徐老师，是对我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师长之一。
我总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地，就会想起他，回忆起与他的点点滴滴。我非常的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