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由于担任了好几届萧山作协主席，不少人叫我“金老师”，小区里的邻居以为我当过老师。其实我除了六年的军旅生涯，六年的机关工作，其他三十年时间都是在工厂。也许是文人之间的尊重，也许是我担任作协主席期间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人，介绍他们加入杭州市作协和浙江省作协，才有了“老师”的桂冠。
此刻，我想起萧山文化馆的徐士龙，他才是真正的老师，更是我的老师。有人问，你是他的学生?他确实当过小学老师，还当过萧山所前镇岱山中心小学校长，是名符其实的老师。可原来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在山区教书，而我的学校在萧绍平原的水乡。1961年在杭州读中专。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七十年代我开始文学创作，他才成了我的老师。
他在萧山文化馆工作了大半辈子，手下有许多徒子徒孙，都尊称他为“徐老师”，我这人，从部队的首长，到地方的领导，都批评我这个人骄傲，我自己也承认，对某些领导顶撞甚至骂娘，而对于徐士龙，却是恭恭敬敬，言听计从。对于就我的创作吧，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不但是我，他培养了许多全国、省市级的作家，还创作出许多炙哙人口的获奖作品。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出生于杭州萧山进化镇吉山村的山里人吧。他生于1935年，系中共党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为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协会)会员，萧山第八、九届政协委员。从1986年开始，连续三届担任萧山民间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从1981年1月至开始，先后担任萧山文化馆副馆长、馆长、书记至退休。
1951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为小学教师，1958年在萧山所前岱山中心小学任校长。其间收录50余首民歌，出版了《岱山人民歌声响彻天》的民歌选集。
1970年11月，徐士龙正式调入萧山文馆成了创作干部，自此走上了戏曲、故事、绍兴莲花落、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文学、曲艺创作道路，如鱼得水，收获颇丰。还热心辅导培养了一大批业余作者。这些称他为“徐老师”的徒弟们，有的成了全国和省市的作家、民间文学家，有的担任了县级领导干部。
徐士龙以戏曲、故事、绍兴莲花落创作见长，被称为“乡土秀才”。1986年，他创作的故事《糊涂村长》在江浙沪二省一市故事赛中获二等奖，后改成绍兴莲花落，被浙江省曲协推荐，由翁仁康参加全国第二届曲艺节。他创作的莲花落《新乡长上任》获得第四届杭州文艺奖一等奖，又获得浙江省第三届曲艺会演一等奖，参加首届中国曲艺节演出获文化部全国第三届群星奖铜牌奖。改革开放后他创作的小戏《拍照相》获浙江省文艺会演优秀创作奖，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刊单印本。1996年，他的故事集《乐土屐痕》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年获得了杭州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创作不停。由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大赛中，他创作的小戏《邻里之间》在2001年“中国曹禺戏剧奖.小品小戏奖”暨中国剧协百优小品大赛评选中获得剧目三等。绍兴莲花落《桃园约会》也获得国家级奖项，和徐苏萍合作的大型绍剧剧本《热血忠魂》参加杭州戏剧节演出获得好评。2006年，他荣获浙江省曲艺家协会颂发的“在绍兴莲花落创作繁荣、艺术创新、扶植新人中的突出成就奖”。
萧山历史上属绍兴管辖，六十年代初才划到杭州，所以剧种就是绍剧越剧。说到曲艺绍兴莲花落，肯定要说到翁仁康。翁仁康现在是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他作为“德艺双馨”人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知名度已经很高了。从乡村故事员开始，一路走来，积累了丰富许多素材，也创作了不少作品。《晦气鬼告状》《糊涂村长》《说也说不清》《三个巴掌》《口是心非》《寿堂对课》等，都包含了徐士龙的心血。其中作为重头戏演唱的两个中篇莲花落《千金一笑》《双玉燕》的脚本，都出自徐士龙之手。直到退休，每年还为翁仁康创作七八个作品。
和翁仁康的渊源，可以说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当初翁仁康在农村讲故事，是时任文化馆副馆长的徐士龙亲自打申请报告，把这个农民的儿子破格录用，成为萧山文化馆正式编制人员，并积极培养和辅导他。1984年他陪翁仁康到定海参加江浙沪两省一市故事大赛，翁仁康的故事《糊涂村长》名落孙山，回来的路上大家感到失落。有人建议徐士龙把故事改成莲花落让翁仁康试试，这一改出人意料获得成功。从县里市里省里一直演到北京，在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得专家权威的好评。1985年他帮翁仁康修改唱词的《晦气鬼告状》在全国新书曲目大奖赛中获创作演出二等奖。在文化馆，俩人珠连璧合，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合作道路。他调到省曲协后，忙中抽空不时拜望“徐老师”。
其实这不是徐士龙第一次发现人才。魏德平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支农在安吉天荒坪农场，后来在萧山的兵团，就是一家农场劳动。因为是嵊县籍大文豪魏金枝的侄孙，文学细胞浓郁，创作水平较高，特别是诗歌和报告文学，可惜在农场(兵团)没日没夜和泥土打交道。爱才如命的徐士龙发现后，和当时的吴忠富馆长四处奔走，终于调到文化馆为创作干部。有了肥沃的土壤，魏德这颗种子发芽生长开花结果，诗歌、报告文学不断发表，后来被调到杭州市文联成了《西湖》杂志的编辑。
再说本人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的，先写了个小演唱《原来如此》送到文化馆，徐士龙把作品推荐给杭州群艺馆，并带我参加创作会。会议参加者有浙江京剧团、浙江越剧团、浙江婺剧团的编剧，有省戏曲研究所长，越剧《胭脂》剧作家，名人高手云集，第一次与他们打交道，要我介绍素材来源、结构、情节、冲突、高潮、悬念、包袱等如何处理，吓得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还是徐士龙帮我出招解套修改，作品终于在《杭州演唱》上发表。有次写了个反腐倡廉剧本《杨梅红了》，徐士龙特地到厂里，关起门来修改了一天，在萧山剧院演出获得创作、演出一等奖，得到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肯定和赞赏，指定该剧到全县各地演出。还有一个配合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八场越剧《红河狼烟》，徐士龙帮忙改了6稿，终于搬上舞台，并下乡到各公社演出。因为剧本需剧团正式演出成功后才能发表，而县以上剧团是不可能为业余作者编剧的作品演出，于是我开始创作小说、散文，并在全国征文中获奖，县委县政府发文，分配三室一厅房子一套，加工资一级，看看，那时候政府部门真的重视!徐士龙比自己得奖还高兴，特地来我家祝贺。后来我正式出版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集子九本，春节文艺座谈会上，他满腔热情地介绍我的创作历程和成果。
徐士龙在文化馆工作大半辈子，三日两头下去，到工厂农村甚至家里。业余作者来载璋当年住在钱塘江边的草屋里，妻子在轮渡口补鞋修伞，生活拮据。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常常赤着膊，打着烟堆，扒在桌上写作。好容易写了一个相声，省里一家刊物要发表，打了小样让当地党委审核盖章，一位领导说他家庭成份不好不同意发表。徐士龙得知后特地乘公交车赶去，好说歹说总算签字盖章，使来载璋的文章成了铅字。
陆亚芳的《沙地》初稿出来后，徐士龙立即让馆里把它打印出来，向文化局领导汇报，专门召开专家权威座谈，邀请文学界前辈、著名作家毛英为她改稿。还利用政协委员身份，陪同政协、文化局领导去她家看望，联系传化集团给她安排了工作，解决了实际困难。
时任农一场党委书记的杨贤兴也喜欢写点东西，当时《西湖》杂志出一期萧山专辑，杨贤兴的作品几易其稿还是通不过。老杨有点洩气，说“徐老师我不是这个料，你饶饶我好哉，让我逃回萧山了吧!”徐士龙对他说“别急，今天晚上你休息，我帮你修改好。”改了一个通宵改好了。文章发表后老杨说：“其他都改了，只有作者的名字没改，实在难为情。”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所以他不但是我的老师，也是萧山众多业余作者的老师。萧山文学创作活跃，成果累累，这其中就有徐士龙的功劳。
那是个细雨蒙蒙的日子，徐士龙结束了他从爬格子到敲键盘的一生，时年78岁。得知这一消息后，把他作为良师益友的作者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长吁短叹的，放声痛哭的，省市文化部门、兄弟县市文化馆，和他的“徒子徒孙”们都送来花圈。
追悼会上，文旅新局的主持人，用徐士龙生前曾说过的话：“只有醉心于人民群众，耕耘在生活这块沃土上，用自己的心血和情感，才能写出热情洋溢、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作结束语。他的的话，早已刻印在广大作者脑海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