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余治淮先生是在我离开黟县前一天晚上，朋友安排在一个叫“老渔塘”的饭庄小聚。他走进门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留意，以为是朋友邀请来的客人。直到有人介绍他的名字，我才注意到，这位神交已久的徽州文化学者个头不高，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一副谦谦学者的样子，七十多岁的人，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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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治淮是土生土长的黟县人，出生在县城，虽没有经历过农村孩子的贫穷经历，却也是家道贫寒，由于父亲早逝，十五岁便辍学，开始谋生。后来，他走上戏曲文学创作之路，经历数十年打拼，成为安徽著名剧作家，靠的是自学，靠的是自强不息的努力。
也许连余治淮本人都没有想到，最初让他成名的是戏曲创作。
20世纪80年代初期，余治淮潜心写作，创作出新编现代黄梅戏《幽兰吐芳》，《幽兰吐芳》剧本1981年在《江淮文艺》8月号上首发，修改后发表在1982年第1期《安徽新戏》上。该剧最初由歙县黄梅戏剧团排演，参加徽州地区创作剧目调演，1982参加全省现代戏赴京汇报演出团在京演出，并选定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定汇报演出节目。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先后录音、录像播放。安徽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为此还专门拍摄了电视纪录片。
紧接着1984年，他创作大型喜剧《母老虎上轿》。故事描写一位十里香酒店女店主，人称“母老虎”，听惯了阿谀奉承之言，经常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结果弄得自己也糊里糊涂上当受骗，最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幡然醒悟。由于故事揭露了虚伪的本质，讴歌了诚实的可贵，真实反映了生活的本真，同时充满了喜剧色彩，一经搬上舞台，立刻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剧本最初发表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剧本》月刊上，随后在安徽省首届戏剧节调演中，荣获剧本一等奖。198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该剧拍摄为戏曲故事片，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引起热烈反响。这部剧后来还被改编成豫剧、吕剧等多个剧种。凭借个人的努力与才情，余治淮在戏剧创作上崭露头角，让他成功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
继《母老虎上轿》之后，余治淮又陆续创作出《陶行知》、《民警周克武》、《远去的差距》《有凤来黟》、《凤鸣宏村》等大型黄梅戏，并多次荣获安徽省委宣传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再次展示了他在戏曲创作上的才华与潜力。
如果说《幽兰吐芳》反映的是火热的现实生活，那么大型黄梅戏《凤鸣宏村》则标志着余治淮的创作开始由现实转向本土传统文化挖掘与弘扬。该剧取材于600年前黟县宏村古水系“总设计师”胡重的传奇人生，讲述这位徽州女子带领汪氏宗族，为改善生存环境，实施宏村水利工程，造福后代的故事，塑造了一位自强自立、德容兼备，令人耳目一新的徽州女人形象。
《凤鸣宏村》在第七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展演活动中荣获优秀剧目奖。随后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公演，专家对该剧的评价是：“继《徽州女人》之后，又一完美塑造徽州女人形象的力作。”
这个600年前的传奇故事，后来成为宏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依托，为宏村“申遗”立下赫赫“战功”。
就像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在文学创作的同时，关注非遗保护一样，余治淮在戏曲创作风生水起之时，也把目光与精力投放在当时不被人们关注的古民居的研究与保护上。
而这一干就是近三十年的光景。
夏日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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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光阴岁月，出于对家乡和徽州文化的执爱，余治淮执着而又热情地去拥抱那些落满岁月灰尘的徽宅大院和一件件古董。
他不断走村串户，去查看那些风雨漂泊几百年的老房子，去劝阻正在翻修改造的马头墙，去规劝农人不要抛弃日渐腐朽的木梁砖瓦。有人向他投来疑惑的目光，而他却把这些看成是对自己的挑战与考验。
也许人们无法了解当时余治淮的真实想法，但从他坚定而从容的脚步中，看到一位文化人对徽州传统文化的敬仰。
黟县有几十个古村落，有成百上千栋明清时的古建筑。作为见证人，余治淮目睹这些前人留下来的宝贝正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许多古建筑因年久失修，墙倾屋塌，破败不堪;一些村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擅自改变百年老宅的结构，有的在原来基础上改造，有的干脆推倒重建。长此以往，凝固着徽州文化独特风情的古村落将看不出古朴的风貌，变得非今非古，不伦不类。
若干年后，余治淮在接受央视《新闻联播》专访时，回顾了三年自然灾害时的情景。他说：“那时候，只要三百斤萝卜就可以换一栋像模像样的老房子。村民把原来的花园改造成了猪圈，把书房当成了仓库，在精美的木雕上嵌上钉子，挂上了腊肉。”
在余治淮看来，这些承载着徽州文化的古老建筑，一旦遭到破坏，将不可复制，无法恢复。他袒露出自己的心声：“感到自己应该竭尽所能，把古民居好好保护起来，这是个宝贝啊!而且可以讲，这些宝贝是祖宗传给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一只金饭碗。”
从此，余治淮开始奔波在古村的村头巷尾，与当地政府一道劝阻村民对古民居的破坏性改造。每到一座古村，他都要实地查看古民居现实状况，摸清古民居、古建筑的底数，获取第一手资料，为地方政府制定有针对性保护提供支撑。
余治淮着手研究徽州古村落的文化价值与文物价值，撰写了大量文化散文和理论文章，以一个文化学者的眼光对徽州古村落保护提出建议与对策。他先后出版了四部介绍徽州文化的专著，对黟县古村落的开发与保护提出系统性思考。在与武旭峰合著出版的《浅析皖南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一书中，他深情写道：“每一个古村落背后必然有一段值得我们追溯的历史，皖南村落在历经数百年的历史浪潮冲刷之后，它所特有的人文精神已经深深根植于每个皖南人的血肉中”
余治淮的眼中，古村落沐浴的每一道霞光、村中升起的每一道炊烟，都是一缕乡愁，都是一道绝美的风景。他在《黄山日报》开设“古村漫步”专栏，撰写介绍宏村、南屏等古村系列文章，在安徽电视台做了40期徽州文化访谈讲座，不仅帮助本地人看清家乡徽风古韵之美，也让更多人了解富有地域特色的徽州文化。
执着的情怀，辛勤地奔走，终于有了令人欣慰的回报。余治淮欣喜看到，为了有效保护古村落，地方政府接连出台了7个规范性文件，对古民居搬迁拆除、老房屋产权变更、外地人认领保护等都作出严格规定。古民居保护有了“尚方宝剑”，余治淮奔波的脚步也变得更加坚定而自信。
西递后溪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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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的保护是为了更好利用与传承。当一抹霞光落在宏村斑驳的白墙黑瓦之上时，1998年，这座千年古村保护与开发迎来了一个重大契机——申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简称“申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72年就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余治淮坦言：“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提出，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总结和礼赞。”
面对难得的机遇，年近花甲的余治淮作为“申遗”领导组副组长，以极大的热情，全力参与到“申遗”准备工作之中。
他走遍西递与宏村每一个角落，以学者的目光去发现每一处古宅、每一件老物件背后的价值，他用优美的文笔描述它们所承载的厚重徽州文化。后来，这些文章集结成散文集《桃花源里人家》、《神奇宏村》、《文化西递》、《古黟满目明清风》(与刘菁兰合著)出版。
西递是“升起风帆的船型村落”，宏村是“奇妙的牛形村落”。余治淮与余济海合著《皖南古村落：黟县西递宏村》一书，系统介绍了这两座东方古建筑包含的风水布局、风情民俗与建筑艺术特色，推介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2000年，宏村和西递同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遗产委员会给这两个村的评价是：“它们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元素。”
只有亲历“申遗”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的甘苦与不易;只有参与其中，才能更加体会到“申遗”之后，西递与宏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2020年，在宏村成功申遗二十周年之际，余治淮主持编写了《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之路》一书，以非虚构的笔法记述了“宏村”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成长之路，记录古村“蝶变”历程。该书总结了在文化遗产开发、保护上的“宏村模式”：即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厚重的文化资源，引入现代经营理念，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有序开发，让传统文化之光重新散发夺目的光彩。
“申遗”成功和古村的巨变，让余治淮感慨万千，也让他庆幸当初自己做出的选择。
西递古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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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余治淮交谈，感到面前坐着的不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而是学术渊博的老师，令人敬重的长者。言谈中，我们时时能感受到这位徽州文化学者对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和黟县这片土地的深情与敬意。
不久前，身为徽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的余治淮又多了一个头衔——黟县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他说：“头衔只是一个虚名，世界文化遗产宣传、文物保护、古民居维修、文物安全等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要主动去做。”
事实上，“申遗”之后，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宣传方面，余治淮一直在路上。年龄没有阻挡他的热情，无论是在公益讲座的课堂，还是在疫情过后助力乡村文旅复苏活动的现场，人们常常会看到他的身影。
2022年9月，由他主编的大型黟县徽州文化丛书《底气》出版发行。这部书是从240多篇文章、380多幅摄影作品中进行筛选、修改，最终选出150余份文字稿，220余张图片编纂而成，是对黟县传统文化的“固本浚源”。全书从徽州文化与黟县、黟县徽商故事、黟县传统古村落及文化等方面，全面介绍了黟县传统文化成就，展现了这片热土厚重的文化“底气”。
挚爱着脚下这片土地，甘愿用一辈子的热情，为徽州文化传承、发展奉献光和热。这是一位文化守望者难以割舍的情结，更是一位文化学者令人仰慕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