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姨(1905～2002)比我母亲大三岁。她跟我们家是一个村的。距离我们家也就是二百来米远，来往很方便。我姨夫大号刘延光，大字不识一个。因常年给人家放羊，又行居老二，所以人称“二羊倌”。在北辛堡提起二羊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你要是说刘延光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农业合作化之后，仍然给生产队里放羊。一直放到老。
他们家的院子并不大，南北长也就是十五六米，东西宽也不过十来米，然而却住着四户人家。北屋刘延德，东屋刘延修，他们是亲兄弟。是我姨夫的堂兄弟。东屋刘延修还在本来就不大的院子里又盖了一间小房子。所以院子就更显小了。西屋刘延治是我姨夫的亲弟弟，外号老三臭。长年靠抗长活为生。冬天还是个杀猪的。
我姨她们一家一直住在又黑又暗的南房里。他们刚分家的时候生活很艰难。靠着我姨勤劳的一双手，以卖豆腐为业。她们还养了一头小毛驴，是专门为她们磨豆腐用的。磨子就安装在她们家南屋的西窗户底下。她们用做豆腐过滤出来的豆腐渣为食，又养了一头老母猪。猪圈就在她们家的南柴火园子里。这头老母猪还真给她们争气，18个奶头，一窝竟给她们下了23头小猪。有的小猪因吃不上食，长的很瘦小，她们就单独饲养。到出圈的时候，一窝能卖好多钱。我姨夫又会劁猪，又会删羊，这也算是一门手艺。他还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去卖豆腐。我姨住的南屋邻街，她们在后墙上开了一个窗口，以便卖豆腐方便。他们还在西滩地里种了二亩好菜地，生产的粮食和蔬菜足够他们吃一季子的。
我姨就是靠着这样辛勤劳动的一双手，硬是把这个家发展起来了。她有二男一女。女儿最大，在她15岁的时候(1941年)就嫁给了平房村一家姓韩的人家为妻，女婿叫韩振声。那时候我刚记事，我只记得我表姐出嫁时，我老爷牵着我的手站在院子里。韩振声早年在宣化鼓楼前路西的一家粮油店里作生意。他还顶了几厘股份，大小算个股东。老大刘永元，老二刘永保兄弟二人，都曾在宣化他姐夫的店上学过手艺。干的活是炒莜麦和看电磨。这也算是一门技术。解放前夕他把这个店从掌柜的手中盘了过来。结果等到解放后划分阶级成份时，他被定为资本家，属于小资产阶级。公私合营后，他被安排在烟烟筒山一家粮油店里当售粮员。毕竟他在开粮油店的时候赚了一笔钱。所以在钟楼北街买了一套房子。院子是独门独院。
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后院里还栽了几棵果树。所以他们家过的是小康生活。解放前夕，老大刘永元结婚了。媳妇是李官屯村的，距离北辛堡仅二里来路。结婚后婆媳住在一个地下，我姨住东间，儿媳妇住西间。时间长了，婆媳关系免不了会发生点小矛盾。为此她儿媳妇对她还有点意见。老大刘永元凭着他在宣化他姐夫的粮油店里学的那门手艺。解放后一直在北辛堡村大队的电磨上看电磨。老二刘永保解放后也结婚了，娘家是蚕房营村的。据说解放初期在娘家的时候还演过“王秀恋大生产”。在剧中她饰王秀恋。结婚后，我姨怎么看都觉得二儿媳妇顺眼。经常在邻居面前夸奖她二儿媳妇。为此她大儿媳妇对她还挺有意见。老二刘永保五个儿子没女儿。那时候孩子们都还小。靠他一个人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所挣的工分要养护一家七口人，实在是有点困难。所以他家的日子过的很艰难。
老大刘永元在北辛堡大队上看电磨时，还为大队上培养了好几个接班人。为此北辛堡的人抱了多少年的碾根子，从此再不用抱了。所以他为北辛堡立了一大功。为此刘永元在北辛堡公社威信很高。改革开放后，农村里执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所以家家户户盖新房。刘永元由于在看电磨时赚了不少钱。北辛堡公社在梁家后坑上面特批给他一亩地大小的地方，让他在那里盖新房。凭着他这几年在看电磨时赚的那些钱。所盖的房子很讲究。三间大北房，东西屋各三间，另外还有两间西耳房。院子很大，院里还有一个大梨窖。足足可以装下五六千斤梨。这时候他就把他妈接过来跟他们住在一起。
我姨住了一辈子又黑又暗的小南房。现在住在宽敞明亮满窗户大玻璃的大北房里，心里不知道有多么舒坦。但她还是跟她大儿媳住在一个地下。现在也不说她大儿媳不好啦，反而夸讲起她大儿媳妇来了。这时她又想起了早年去世的老头子，受了一辈子累，没福气，享受不到这一天了!想到这里时心中又是一阵心酸。
1996年我退休后回家探亲时，还特意到她家去看望她。那年她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了。看见我去了还真的是又惊又喜。拉着我的手，知心的话儿说起来没个完。她跟我说：“你娘没福气，一天福也没有享，反而受了一辈子的气，弄了一身病，早早的就走了”。是呀!我娘走的太早了。1959年去世，仅仅活到53岁。已经走了三十七年了。
我也二十几年没见着我姨的面了。老了!满脸皱纹，老态龙钟，满口没一个牙齿。但是精神满好，说话的底气很足，从来不吃一粒药。那时候她还能参加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比如包包入窖前的梨，剥剥老玉米，烧烧炕等。我姨2002年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七岁。无疾而终。她比我娘整整多活了四十三年。
2005年我又带着我一家五口回到了我的老家北辛堡村。我们又来到了她们家去看他们。这时我姨已经不在人世了。大儿媳住在她那个屋子里。我们又谈起了过去的往事儿。那时我永元哥也已经80多岁了。他说：“我现在还在种着半亩多地的玉米呢”。我问：“你是刨坑吗还是用铁掀点种呢?”他说：“当然是刨坑啦!不但是刨坑，我还要挑水浇地和施肥呢”。我说：“你是用瓢舀水浇吗?”。他说：“那还用得着舀吗?我捉起桶来就把它倒进去啦”。八十多的人啦，多么好的身体呀!说完了话之后我们又在一起合影留念。
再后来听说刘永元老俩口也去世了。我和他儿子刘齐亮和他儿媳妇张会芳都接通微信联系了。据我姨的孙子刘齐亮说：“我奶奶有一天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太好，她就以为她要死了。于是她自己把装老衣服从柜里拿出来，自己穿上，躺在炕上等着死。结果躺了半天也没死了。就又把装老衣服脱下来。结果又活了好几年。”
比起他们来，我二表哥刘永保的日子过的就很寒酸了。他五个儿子没闺女，一房一房的娶媳妇，最后儿子住上了大北房，他们俩口子却住在东耳房子里。据说因为家里穷，娶不起媳妇，有一房媳妇还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媳妇是四川人，是被人贩子以找工作为由骗出来的。后来这个儿媳妇又跟人家一块跑回四川去了。他家的日子过到这个份上，自然顾及不上他妈，只好把他妈推给他哥。
我看他家的日过的很困难，回油田之后，把我穿不着的衣服给他弄了一大包袱，再用一块布头(大约五尺多)包起来一块寄给他。他在给我的回信中说：“非常感谢”。
我在北京农大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了。他说我：“都二十七八了，什么活不会干!一个钱不会挣!光会念书，念书都念傻了”。现在也不说这话了，反而感激起我来了。
2005年，我们一家五口回老家时。因为时间匆忙(国庆节放假，我儿子还急着回油田上班呢)，也没顾得上再去看望他们。而是在那天中午由我儿子拿出300块钱来，在我侄女郭永萍家开的羊蹄儿饭店里，请我所有的家族人及亲戚们，大家在一起聚了聚。饭后大家合影留念。
我最后一次回老家是2009年。那次回老家是去参加我们1951年第一届高小毕业班的同学聚会的。会议完了之后，我二表哥请我到他家去吃饭。那年他已经77岁了。他还觉得欠我点人情，所以主动的请我到他家去吃饭。我应邀前往他家。那时候他家的日子过的更太不像样了。居然过到了以捡破烂卖来维持生活。院子里臭鞋烂袜子堆了一大堆。我二表嫂那时候就有了高血压和心脏病。因无钱医治，只能靠吃点很便宜的降压药和“消心痛”来维持。我看到他家很困难，我就又掏出300块钱来。他感动的有直流眼泪。再后来听说我二表嫂已经去世了。我二表哥一个过。开始由于身体还硬朗，一个人过还行。慢慢的由于年龄越来越大了。身体也逐渐的不行了。洗衣服做饭这点活他也干不了了。
他的五个儿子没有一个孝顺的，总是你推我，我推他，最后是谁也不管他。还是他侄子刘齐亮时不时的去看看他，而且每次去还给他带点吃的东西去。最近我听他侄媳妇儿说：“我叔刘永保已住进了沙城敬老院，生活还能自理”。这一决定是经过北辛堡镇党委居民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的。责令他五个儿子每人每月各出300块钱，为他交费。敬老院每月仅收他1500块钱，一切全包干。这一决定是强制性的。他们不交不行了。但自从把他爹送进敬老院之后，已经一年多了谁也没有去看过他。今年已经是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了，最后居然落到了这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