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开篇之作往往刻骨铭心，何况还是一截苦涩且辛酸的教育经历。
公元1976年，山崩地裂 ，巨人陨落。在这个举世悲催的年代，我坠入尘网。
这一年的暑假，监利农村一场教育革命——为了惠及贫下中农子女就近读书，公社决定在各大队的小队开设教学点，让年幼的孩子免受奔波之苦。教书先生的选择，自然落到我这个刚初中毕业的“高才生”头上。其时，我们一家七口，兄弟五人，我排行老大。父母亲挣工分养家糊口，年终决算，每年总欠队里一两百元的账目，家庭生活真可谓“举步维艰”。为了我家生计，队长挑选我应该是照顾我的家庭吧——因为从这天起，我每月可以为家里净挣4支工。
200多农民的30多个小子女，进入与四湖河近在咫尺的教学点就读。因为两队相邻，队长们商议合办，可能是因为我刚下学的缘故吧，很“荣幸”地做了二年级的全科教师。
九月九日清晨，颇似迎接大典似的。我老早起了床，将家长们昨天晚上搬来的桌凳整整齐齐地摆放，像郑重地饲弄一个个新生的婴儿。随后，我有些木然地立在教室门前，眼巴巴地盯着差不多同龄学生的到来。更像一个顽童，睁大眼睛目视活泼的燕子归巢。
天空明朗，阳光尚好，一个十三岁半的少年。在略显寒意的早上，煞有其事地开始教书生涯!
肃立，清嗓。继而用自制的竹片戒板，拍打一下桌面，无异于包拯拍击惊堂木。我接着使尽全身气力：“坐好!上课啦!”真怪?脸怎么感觉红红的，有些发烫，火烤的一般—— “下面请跟老师念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少年先生伟大而崇高的“使命”开始了!
学生习字之时，我扫视着他们。竖五排，横三排，共十五人(这正好做了一堂算术课的实体教学法)。其中两人，一个是我三弟，小我4岁，另一个是我堂妹，小我5岁，他们俩后来成为班上的骄傲。还有一个，我印象颇深，个头应该比我还高点，甚至应该比我体重重一些。相比之下，我确实显得有些寒碜。约150厘米，八十斤的躯干，后来有一次，他让我差点毛骨悚然，所以一直记忆犹新。
教学的日子是单调枯燥的，也是轻松愉快的。看如今的孩子，10多岁便战白天、熬夜晚，拼命磨损着宝贵部件，活像一台永不生锈的机器。我感慨万千——那时的学生真是“生逢好时光” 。
我们每天上午科目语文、习字;下午算术、唱歌、体育，
我使出浑身解数，把初中音乐班、兽医班所学之长，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语文课堂，背诵毛主席语录是必修课，几个调皮的孩子后来竟玩笑式的读“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当憨”，引逗满场捧腹;唱着歌儿背诵“ 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那时我初中音乐舞蹈的唯一作品，连我自己都不知“红装”为何物，也倾盆倒给二年级的孩子了;刘胡兰、黄继光的故事早已烂熟于胸，“黄继光、堵机枪”、“董存瑞、十八岁，炸碉堡，牺牲了”的歌谣满天飞……
体育课，我时常带着学生一起玩些土游戏。记得一次冬季玩“抢羊儿”，我做头羊，像大鹏张开翅膀，左扇右扑，竭尽全力护卫着翼下的弟子。捕捉者偏偏轮到高个男孩，他毫不掩饰地竭力显示强壮，灵活挪闪，忽右忽左，几下轮回下来，我的一群子民被驱散得只剩下凤毛麟角了。那些被驱逐的“羊儿”气喘吁吁的趴在地上。无论溃败的残兵，还是高傲的追击者，无所顾忌的笑声将严寒驱散得烟消云散。
带着全体学生跳“中字”舞，叫几个合演《红灯记》，围成一圈丢纸花，捉住了学狗叫、学猪哼……几人一班打毽子，钩、拱、打，再比谁跪跳的个数多…….
几乎没有家庭作业，也完全没有放学后还背着厚重的书包，猴急猴急补课的苦差。大不了，因为太野了，将书包遗落在鸟窝里、草堆旁……三个旧本、两本破书、一支坏笔而已。学生们依然兴致勃勃地回到家，也不见家长的诘问与责打。
就这样，教学生涯如恬静的四湖水悠悠流淌，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直到1978年春天，就像别人的“一帘幽梦”，一忽儿滑过平淡的年轮。年轮的痕迹里，有几粒泛着褐色的新芽。
有一次，高个违纪了，或许是弄响了桌凳吧，或许是坐得东倒西歪吧，也或许是他拍了一下同学肩膀吧……总而言之，被我“火眼金睛”发现。按班规该惩罚了。我红着脸，扬了扬手中的戒尺，好像是钦差大臣手中的御赐金牌，竭尽全力：“到前面来!”。他歪着头，眼神有些特别。然而师命难违，只得畏畏缩缩往前移。
“伸手!”
于是，他缓慢地、生硬地拿出手来，直直地平放着，那手真大耶!不由分说，拿起戒尺，我在他的手心里，狠狠地抽打了三下。看他脸时，依然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似乎比刘胡兰、董存瑞还要威严。再看看他的手，仍然端端正正地仰放在我的面前，粗糙的掌心毫无生气的示威。
“上位去!”我大声命令。
他像得到恩赐一般，快步溜回座位。一边走，一边似乎有些敌意的回望一眼。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似乎的确有些寒意。
特别记得职业生涯第一天下午：体育课时，教室外北侧的大树传来特别悲哀的声音，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敬爱的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好像晴天霹雳，我无力的坐在门前的土堆上，泪水在眼眶里打打圈。正独自伤心。旋风般地跑过几个学生，喜气洋洋地向我报告“惊人的发现”：“老师，中学(教室离中学大约400米左右吧，有一个孩子的家就在中学隔壁)的那个沟里有好多女生打着滚、抱着头，哭得声音好大哟。”
我倏忽明白，那是读高中的同学，她们在用一种最虔诚最原始的表达方式，表露她们对最崇敬领袖的怀念之情!我能想见她们纯粹的悲痛欲绝。
依稀记得那年期末统考，全大队200多学子齐聚大队本部学堂，龙争虎斗。出乎意料，我的弟弟和堂妹双双获得语文、算术两个100分，我扎扎实实地“火”了一把。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吧，第二年春天，我在柳关大礼堂开教学总结会时，被评为福田公社的教学先进，还奖励我一个5毛钱的毛巾和平身第一张教学奖状呢。非常痛心的是，弟弟和妹妹两人的才华后来没有崭露锋芒，却英年早逝，“十多年生死两茫茫”，空留无限惆怅与哀怨。
星期天，寒暑假，我还要参加劳动挣工分。只因个头实在太不成人形，蒙队长惠顾，优待安排我同年轻的妇女同工同酬。诸如棉花田里背药水治虫，水稻田割界边，收割场地抱稻把、芝麻挭……清闲的事情，却让我的生活里渗透更多别样的快乐。
半工半教，悠哉悠哉，“职业生涯”滑过一年半。1978年春天，取消教学点，我的“历史使命”在心酸中具结。在无数关心的眼神和大队校长的真诚帮助下，我重新进入四湖河畔的福田中学，插班开启高中模式。
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历史的天空是否划过一道模糊且轻灵的线条。
孱弱的生命，青涩的生活，你津津乐道地数说珍宝。深深眷恋那无法忘怀的一茬，然而，谁会在意一个边缘人曾经的苦难?
时光溘然而逝，四湖河留得住葱茏的杉树林，藏得住深邃的情愫，却掩不住悠远的叹息;抹得去教龄的价值，抹不去滑稽岁月的沧桑，弱者只会空吟壮志难酬，强者的历史才能书写得完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