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位母亲能够杀害她自己的孩子，
那么留下来的就是你杀我和我杀你。
这中间没有界限。
——特里莎修女
我出娘胎没有一刻钟就被扔到撒满草木灰的土炕上。
土炕是石头和黄泥垒砌的，那时候正炙热温暖。房间里的光线昏暗，接通土炕的炉灶炭火通红。房子也是石头和黄泥垒砌的，低矮、窄狭，白天要借助窗外的日光才能看清楚房间里的景物。我被扔到土炕上，扯开嗓门大声啼哭。母亲看见了我的样子，但是她完全没有力气管我，只能任由我啼哭。像猫爪挠心，母亲说那时她就感觉是猫爪挠心。
我的哭声像猫叫春的嚎叫。
猫的叫春基于交配的欲望，我的哭泣却缘于痛楚和恐惧。
我被扔到撒满草木灰的土炕上，长时间没有人理睬。房间里的人，那时在昏暗中陷于一片混乱。
我在挤出母亲阴道的时候她的子宫大出血，她陷入长久的昏迷。俗话说，十月怀胎，我可能是不愿意出来，在她的体内多住了一个月。很多人在我出来以前预言母亲难产。那时她还挺着大肚子挑着水桶去街上挑水，挺着大肚子在后院里搬煤、洗衣做饭，她的肚子浑圆而尖挺，走路看不到脚面。街坊们看到她的样子都很惊讶，有年长的妇人甚至夺去她的扁担和水桶，把她赶回家去。
那年母亲二十五岁，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我看到过母亲那时候的照片，照片已经发黄，它们和众多的老照片一起镶在一个像框里。母亲梳着两只齐肩的麻花辫，穿着白色的衬衣和蓝色的裤子，一根带的白底黑布鞋。她的容貌年轻而清秀，目光清澈凝视着远方。和她在一起的是一所技术学校的男女同学，他们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纯静，一样的意气风发。我看到在照片的上端留着白色的字迹：西北煤炭技术学校留念，摄于1956年12月5日。
母亲住在矿区的一幢平房里，在那幢平房的周围有很多幢类似的平房，屋顶堆积着过冬的柴禾，矗立的烟囱飘出浓黄或幽蓝的炊烟，它们被称为煤矿家属区。我出生的时候是冬季，石头房的窗棂上结满冰凌花，门开的时候，寒风会把白色的霜雪和煤尘吹进来。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如临大敌，他用铁锨在灶膛里加了大块的煤炭，使它们烧得通红。他请来接生婆黄麻妈伫守在家里，父亲按照黄麻妈的建议在土炕上撒满草木灰，这是为避免生产时大出血采取的措施。父亲还准备了红糖和鸡蛋，买了羊肉，等等，随时准备给母亲补血和增加营养。母亲在幽暗中等待着肚疼的来临，她肚子疼痛的时候就是我要出世的时候。
我在母体中的情景现在已很难记忆。我甚至怀疑在那个时刻是否有过记忆。可能的情形是我有记忆，但是我的感官和知觉不能抵达，我只有依靠母亲的记忆去回望和感知那个时刻。
临产的时候，从母亲的子宫流出来的血冲开了垫在她身下的草木灰，浸泡着她赤裸的身子。
接生婆想尽各种办法逼迫我出来，她甚至用一条布袋狠狠勒着母亲的腹部，试图挤压我出来。
这是一种生死搏斗。我现在不能理解当初为什么不能顺利而出，我只能理解那是我的宿命。
我命定要经历这样艰难苦痛而血腥的时刻，经历这些晦暗不明生死幽玄的时刻。
我被接生婆从娘胎逼迫挤压出来的时候，从母亲子宫冲出来的血液也奔涌而出。
那时人们已经顾不上我，我被扔到撒满草木灰的土炕上。人们急于要唤醒血泊中昏迷的母亲。站在昏暗角落里的那个男人是我父亲。他的神情有些慌乱，在屋里的女人们仓皇地乱作一团的时候，他显得手足无措。接生婆被吓傻了，她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从母亲身体里流出来的血。那些血漫过她的手指，不住地涌动，铺着草木灰的土炕就成了血泊。
踩着三寸金莲满脸麻子的接生婆黄麻妈跟父亲说：“你女人怕是活不成了。”
从母亲子宫里奔流出来的血也吓坏了父亲。他的眼睛发直，嘴唇发白，舌头僵硬。
慌乱是在午夜平息的。矿区保健站的妇科医生背着药箱骑着自行车仓皇地来到我家。
她把自行车停靠在我家的矮窗下，挎着药箱就进入屋里。她看到了躺在血泊中的母亲和被扔弃在草木灰中的我。那时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母亲。父亲对妇科医生说：“你救救我女人，我给你跪下。”下跪是父亲所能想到的最激烈最诚恳也是最绝望的行为。然而医生并没有接受他的下跪，而是直接走到母亲身边。她把药箱放在炕上，打开，从里边取出她的橡胶手套，手术用的器械，刀、剪、钳、镊。她神情镇定，手脚麻利地为大出血的母亲施行止血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