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中，女性问题一直为社会、作者和读者所关注。《家》的写作是巴金笔下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的代表，它以审美化的笔调呈现出时代更迭之下男权审美期待以外的女性生命实感。在以梅为代表的悲剧女性塑造中，巴金同情遭受传统文化规训并走向毁灭的旧式女性;在以琴为代表的新生女性塑造中，巴金讴歌了勇于抗争性别历史惯性的新式女性。《家》在文学场域对女性解放作出的反思表明，女性价值的实现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
关键词：《家》;女性价值;审美化书写;文学场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18-0-02
荒林在《花朵的勇气——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女性主义批评》里指出，“‘花朵’的勇气可说是对中国女性主义共谋行动的一种象征性说法。”作为表意符号的花朵象征女子在传统文化中古已有之，它传递着女性作为观赏和附庸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理想;花朵的勇气则表现了女性不再甘于或不再耽于被给定的生存状态和审美规范，由此延伸出的打破性别分配制度后再创造自我生命意义的尝试和勇敢。
《家》中的女性形象立体而多元，她们中有的为了成全封建主义的道德要求孤独地忍受折磨最终落寞地离去，有的在时代的嬗变中以血和泪穿透黑暗的沉默和遗忘。无论最终走向哪一种归宿，《家》中的“花朵们”都在以自身的方式昭示着新时代来临之际女性群体必须面对的蛇蜕般痛苦而必需的成长。在这一点上，《家》通过文学的笔触进行再创造，让我们听到了渴求平等的时代洪流下，更多女性的经验与声音。
一、旧时代观念对《家》中女性心理的统摄
巴金虽生长在封建大家庭里，但自幼便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加之青年时期接触过女性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思想，他笔下的女性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特点，既具备传统美德中善良温和的审美理想，又在男女平等等新思潮的影响下渴望着自我独立和女性身份的独立。与此同时，《家》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梅和瑞珏为代表的浸淫在传统文化中纤细保守、温柔驯服的旧时女子，一类是以许倩如和琴为代表的舒展于新思想下赤诚坚毅、富于进取的新式女性。但是，《家》中并未出现对传统与现代恰到好处地兼收并蓄的女性形象，她们或多或少都在某一个向度里表现出生命痛楚或精神危机。
梅作为封建社会的大家闺秀，年少时自由而纯洁，才华出众且大方端庄，与青年觉新心意相通，互相爱慕，曾深受对方家长的喜爱。然而，悲剧降临，双方母亲在牌桌上生了嫌隙，互相拿孩子的终生幸福向对方报复，梅屈从家长的意志嫁给了完全陌生的赵家男人，忍气吞声地用牺牲自己幸福的代价换取了顽固家长制龌龊的快感和满足。青年守寡后回到娘家，梅成为了丧失希望与活力的活死人。虽有瑞珏作为知心好友相伴，却碍于封建礼教对女子“忠贞”的“体面”要求，在将爱情与希望上交给封建道德以后，也将自我和生命上交给封建道德献祭，最终在无限的心灵折磨中悲苦无依地死去。
瑞珏同样出身于文化之家。作为高家的少奶奶，瑞珏温顺贤惠，宽容大度，心灵手巧，自是大户人家丰腴富态之贤妻良母的典范。尽管与梅相比幸运地嫁给了爱护自己的丈夫，却是由抓阄这种同样荒唐的方式做主，被命运决定。瑞珏是仁慈而善良的，意外得知梅与丈夫的过往，不但没有一丝妒意和忌恨，反而设身处地理解梅、同情梅、爱护梅。可是，这样高贵的女子却成了其他各房对地位和名利不满的发泄对象，为了保护丈夫“孝顺”的名声，为了保全封建家庭的秩序，压抑着内心无尽的痛苦和孤寂，独自搬到郊外，最终因难产而撒手人寰。
梅与瑞珏这样生性敦厚善良的女子，很难不让人循着光明的轨迹畅想她们日后饱满幸福的生活，但是，她们的生命却毫无例外地，在旧时代的封建伦理和自身盲目的牺牲精神的双重绞杀下凄婉而温柔地凋谢了。实际上，中国现代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对女性符号与革命符码的认知和呈现，无一不与文化烙印和事实悲剧相连。《家》在文学世界中对梅和瑞珏归宿的描绘，即是封建专制的现实社会对女性、对人性、对美的毁灭和谋杀，即是女性受困于自身弱点而对自我存在的压制和处刑。
观照现实，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对女性温柔贤淑、懦弱服从的审美期待，不仅男性与此缔交莫逆，视之为理所当然，女性亦在政治手段与文化熏陶之下，将此内化为自身的意愿。借用梁巧娜的说法，她们“在不知不觉中按照传统‘妇道’和‘妇德’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甚至为此牺牲。可以说，这种时代风气作为一种潜在的观念，在巴金《家》乃至更多的同时代小说文本中，无不成为思想层面上统摄性的存在。这种群体经验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下集体无意识的积淀，是民族心理的烛照，亦是作家写作时对“恶”与“善”之界限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并不能实现社会对女性的宽容，亦无法引导女性走向自我实现，唯有基于对女性自身的反省与觉悟，才有冲破封建礼教和习俗的可能。于此，时代嬗变中的新思潮无疑是吹进解放之风的契机之窗。
二、时代嬗变中逐渐厚重的心灵质量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当新的历史逻辑趋向平等和开放这些现代观念时，被封建礼教束缚了两千年之久的女子们，逐渐苏醒自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女性”的独立价值，并开始重视女性在社会链条上新的观照和活的审视。她们在人生走向上的叛逆倾向，是与世俗展开的第一场博弈。而这种博弈，便被巴金艺术化地呈现在《家》的叙事之中。
最典型的女性人物是许倩如。这个年轻女子自小便没有了母亲，却幸运地拥有一位同情她、理解她、支持她的父亲，这使得倩如较少濡染传统男权思想和父权制的规训，得以在进步民主、独立自由的土壤中伸展健全的人格。她不在乎自己将来是否有“黑漆板凳”做靠山，也不在乎别人对剪发后的自己如何极尽嘲讽之能事，她所追求的是热情奔放的生命本真和女性价值的自我解放。尽管《家》中对倩如的着墨比较有限，这个对封建礼教和习俗充满蔑视，以胆量和气魄开拓人生的新女性，却在时代的日新月异中為女性的解放与革新注入了一股摆脱俗尘、大气流转的振拔之力。 与许倩如同时，琴也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女子。不同于许倩如的直爽热烈，琴身上更多体现出女性在旧道德的裹挟下革故鼎新的疼痛与抵牾。一方面，琴生长于较为开明的家庭环境，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积极争取进入男女同校的师专，与觉慧和觉民们共同接受新刊物新文化的澡雪，展现出坚毅执着的心灵追求。另一方面，琴作为高门大户出身的小姐，仍旧保留了传统女性的优良品格，可亲可爱之余不免留存思想上的局限。在对待底层百姓的问题上，善良的琴却无法脱离封建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影响，看到舞龙灯人受伤只是生发无动于衷的“各取所需”想法;在对待剪发问题上，琴瞻前顾后，有所保留，犹豫不决;在战火冲击她的生活时，她也曾对自己的理想信念有过怀疑和动摇。琴并非尽善尽美的典范，却展现出那个阶段的女性特有的生命真实，并在对历史上“千万个牺牲的女子”的悲剧反思中最终坚定书写富有自我价值的人生。
不同于倩如和琴这两位受过教育的女性，没有选择权利的鸣凤以生命为代价的反抗悲壮而深沉。勤劳淳朴的鸣凤只是一名丫鬟，却同样希望有人爱她、在乎她，希望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为了保持生命的清洁，也为了保护对爱的夙愿，鸣凤以最绝望最激烈的方式向死而生。鸣凤之死虽是发乎淳朴内心的无奈之举，却同样反映出一个女子不甘在等级的高墙内沉沦、不甘被命运支配的沉痛的呐喊与原始的心声。
从鸣凤的献祭到琴的奋斗再到倩如的出走，她们反抗封建束缚的力度和方式见仁见智，但无一不是对日常生活弊病的尖锐触及。鸣凤、琴和倩如的塑造不完全是作为知识或规范被拔高，而是在社会现实之上的人性价值意义和女性价值意义上被放大。《家》的叙事在这一层面上，无疑注意到了社会发展与女性意识变化之间的同构性。
时代嬗变下的女性成长阶段表明，女性并非只能遵照温柔敦厚的性格发展，拓展女性的生命形式亦并非鄙薄温柔敦厚等品质“廉价”，在对女性处境和命运的重新认知更加清醒之际，鼓励女性主動突破被传统限定的性别规范，创造性地再创造自我价值，更加尊重多元，包容差异，才能让女性真正拥有自由的姿态。
三、《家》对女性价值的再发现
时代呼唤新女性更博大深沉的生命律动，女性对自我的玄鉴和革新离不开时代的演变和启蒙。琴和许倩如们的独立不仅仅是要打破传统的父权男权中心话语体系，搭建与之平等对话的平台，也不仅仅是冲破封建道德观念，让梅和瑞珏们的悲剧不再重演。面对自我的真实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找到自我与世界对话的恰当方式，不放弃对自由灵魂和独立意志的追求，以及对向上向善、超越现实状况的渴望。在社会依附属性与女性独立意识构成的张力中，我们需要一种审美人生的守望，也需要作为尺度的“中”。如何处理继承与祛除、突破与创新的平衡，是横贯在古今女性面前的难题。
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女性解放亦是人的解放。梁巧娜在《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一书中指出：“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封建家庭，源远流长的封建礼教观念和习俗在束缚女人的同时也束缚了男人，这就使得要改造中国，不能不从改造家庭、解放妇女开始。”这意味着，女性价值的重新确立需要内外因共同努力，它离不开许倩如们和琴们自觉主动的争取和求索，也离不开社会环境对女性的宽容。穿越梅芬的悲剧、瑞珏的牺牲、鸣凤的反抗、琴的奋斗和许倩如的出走，透视觉民与觉慧对琴的鼓励、对封建思想的蔑视、对接受与传播新思潮的热忱，女性在自我与社会双向平等的参稽与会通中正在逐渐明晰自己的选择和出路，女性解放正伴随人的解放越来越多地从文化理想脱胎为社会现实。
海伦·费希尔在《第一性》说：“我们正在逐渐一点点地向一个真正合作的社会、一种全球文化前进;那时，两性的优点都得到了解，重视和利用。”实际上，不论是写作《家》时的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是二十一世纪面向未来的当代，如何重建与平衡女性在现实中所处的位置，《家》中对女性价值与意义的书写和再发现都具有鉴照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