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冒险让她过上了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在城市里做电影明星、当红舞女。美貌和智慧使她能够得到并胜任这样的角色，但她厌恶自己的堕落。现实生活纸醉金迷，可是内心的清高与天真让她依然做着才子佳人的美梦。电影明星也好，舞女也好，都离不开风月场上的男人们的追捧。而愿意在这上面投资金钱和时间的人，难道能指望他懂得、忠于爱情、富有责任心吗?但是陈白露愿意相信这样的人存在，而且能被自己遇上。她的勇敢正是建立在这份信念之上。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她更多的是凭着直觉和感情的驱使而非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更不会考虑世俗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冒险——因为爱，选择了婚姻。
陈白露爱上了一个天真热情，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诗人，在他的追求和劝说下告别了欢场生活，离开都市，去了乡下，嫁给他，生下孩子，过起了田园牧歌般的日子。然而幸福只维系了几个月，他们的感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问题，俩人没有足够的责任心和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当激情褪去，生活归于平淡，诗人开始打骂陈白露，说她是自己的累赘。最后以孩子的死亡和俩人的分手做了结。
其实，人类的婚姻，无论因何缔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都是一场冒险。正如作品中方达生所言，“活着就是不断地冒险，结婚是里面最险的一段。”[3]虽然任何做法都不能确保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在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方的前提下，因为爱而结合，还是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危险系数。可惜陈白露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诗人都缺乏清醒地认识和了解。陈白露所受的教育和内心的清高使她即使身陷风月场中，依然有精神层面的追求，后者满足了她的自尊意识，也使她误以为可以借此对抗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她完全没有预料到在思想方面追求崇高的诗人，面对生活的平淡与琐碎时，所做的是打骂妻子、推卸责任。
陈白露和诗人的这段经历与鲁迅笔下《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一对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对爱情和生活充满了希望，不顾家人反对、世人侧目走到了一起。小家庭建立之后，原本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被切断，使得男方要担负起两个人的生活，而他本身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此在生活的困顿中，男方就萌生了倦怠，进而自私地认为是女方和家庭束缚了自己，使得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价值不被认可。涓生也是在和子君同居不久后，发现子君的庸俗、不上进，继而给子君脸色看，或者躲在外面不回家，用的是一种冷暴力。诗人和涓生在小家庭遇到困难时，最后都选择了结束和女方的关系来摆脱现实的窘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为知识女性提供足够多的工作机会，这使得她们很难真正获得经济上及人格上的独立。所以鲁迅先生在探讨“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时，揭示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子君回到了父亲的家，并且在绝望中死去;陈白露回到了原来的花花世界，更深地陷入其中，看不到出路。原本虽然也是舞女，但她保留着对未来、对爱情的希望，准备着遇到一个有才华，可以信赖的人，就放下浮华，去过平凡的夫妻生活。做舞女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爱情、家庭才是她真正寻求的归宿。和诗人失败的婚姻最可怕的后果是，她不再相信爱情，不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所以不管是方达生还是张乔治向她求婚时，她都极其冷淡，表现出不屑和嘲讽。她高高在上、打击、挖苦他们，何尝不是一种自我保护。男人绝没有他们自己口中说的那样坚定、忠贞。当她直白地问方达生有多少钱时，是汲取了前次婚姻只看重精神而忽视物质的教训，她说出了自己要舒服、出门要坐汽车、要穿好衣服、要应酬、要跳舞。方达生显然不能提供这样的生活条件，于是气愤地指责她腐化堕落。方达生向陈白露求婚，遭到无情地奚落、拒绝，可见第二次冒险在陈心中留下的阴影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