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西方著名的地理学家，但其著作常常超越了地理学的范畴，比如这本《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此书虽是一本“城市历史地理学”著作(哈维在书中的说法)，但作者并没有系统展现巴黎地理空间的变化，而是纵横捭阖、旁征博引地阐述着资本、土地、政权、阶级、性别等重大的社会问题。
来看看作者是怎么说的吧：“本书的主题将以螺旋的形式向前推进，从空间关系开始，行经分配(信贷、租金、租税)、生产和劳动市场、再生产(劳动力、阶级与共同体关系)及意识形成，让空间处于运动状态，使其成为拥有真实生命的城市历史地理学。”(P115)简而言之，哈维重视的是空间，而非地理位置。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南京在历史上是一个地理区域，但它作为六朝古都，则是一个经过斗争和建造的经济、政治、文化空间。书中的巴黎可以从这样一个空间角度来理解。
这样一来，关于巴黎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就有太多可说的了。哈维将时间锁定在19世纪初至中叶，不仅其间巴黎的格局变化、旧貌新颜几乎面面俱到，其资本流通、权利更替、社会关系、思想变迁等多个方面更是历历在目。如此众多的问题是怎样被编织成一个整体的呢?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本书的目录。
翻开目录，可以发现全书按时间顺序分成两大块：“第一部分：表述：巴黎1830——1848”与“第二部分：物质化：巴黎1848——1870”。很明显，在哈维看来，1848年是这段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再看看两个小标题下的具体内容吧，第一部分里，哈维选择的是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和当时盛行于巴黎的革命思潮和乌托邦构想，他似乎想从精神文化氛围来理解这段历史。但巴尔扎克和革命者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我们下文再谈;第二部分围绕着巴黎的货币、租金、劳动力、景观、消费、妇女地位等实实在在的物质经济问题展开了细致研究。
吸引我的是哈维分别给这两段历史所用的描述——“表述”与“物质化”。短短40年，对同一座城市的理解、研究视角为何截然不同?1848年的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继续往下追溯，便会发现一条有意思的脉络。
我们先来看“1830——1848”年这部分，哈维为何用“表述”一词来称这段历史呢?谁在表述?关于什么的表述?表述什么?和巴黎又有何关系呢?作者在“什么东西消失于1848年”这一小节里这么写道：“1848年的崩解造成各种结果。如果社会共和国的概念遭到压抑，那么巴黎与共和国间强大的联结所构成的身体政治要如何维持?如果巴黎作为有知觉的存在以及身体政治的地位遭到否认，那么我们要如何来表述巴黎呢?结果便是表述的危机。”(P97)
这段话似乎透露出这样的意思，1848年给巴黎带来的是表述上的危机，这之前人们可以用某种统一的含义来表述巴黎，之后发生的事破坏了某些认同，城市所凝聚的统一观念不复存在了。要弄明白这种表述到底是什么，关键或许在这个词语：身体政治。
中世纪开始，“身体”就成为了统治阶级需要的意象，比较常见的是将国家比做身体，以此维护国王的绝对权威。在法国，典型的一种说法是“国王双体”——国家和国王共享一个身体，两者亲如手足。这实际是一种强调集权和等级，将本土与外域对立起来的身体政治。由于国王的性别和观念具有的侵略性，这种身体政治也就带上了男性的色彩。这时的“身体”只指国家或民族，并没有城市的意思(城市自治这方面的意义是被禁止的)。
伴随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19世纪的巴黎。世纪初，浪漫主义与社会乌托邦思想在法国大为流行。在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等)眼里，巴黎就是一个国家的模型，具有非常重要的“试点”意义。(P71-72)他们开始用“身体”来形容巴黎，该词渐渐与君王脱离了干系，成为城市组织建构的比喻：城市应像身体一样内部平等、有机、完整;都市组织应当像身体构造一样科学、有序;共同体的健康和幸福被看做最高的利益;平等、社团、共同体、共产主义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这背后隐藏着共和派与社会主义者的种种理想,例如布朗基的革命激进主张、圣西门对科学分工和社团合作主张、傅里叶反现代文明的理想共同体等等。
此种观念下，城市与人民的关系便不再是父权下的等级关系，而更似母亲与孩子、哺育与被哺育的关系。这样一来，城市“身体”的性别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黄煜文先生翻译的另一本书——《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理查德·桑内特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里提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最盛行的形象既不是教皇、也不是国王和贵族，而是一位名叫玛丽安的女性。其面容类似希腊女神，身体常是年轻母亲的样子，胸部丰满并裸露着，似乎准备随时哺育自己的孩子。之后巴黎的许多艺术品都描绘了这类养育孩子的母亲形象，她们身体强壮，表情隐忍或无畏，手中怀抱婴孩，几乎成了城市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在巴黎街巷进行的革命也与女性联系在了一起(妇女运动在法国很早就开始兴起，后加入社会革命的行列)，大革命时期，革命、共和国、城市被描绘成了女性的形象，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德拉克罗瓦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了。之后，类似的画作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我们似乎可以这么理解，哈维所说的1848年之前的身体政治，是借助于女性身体的形象来想象巴黎，将城市革命化和乌托邦化的一种表述。那么，巴尔扎克和这种表述有何关系呢?
如果阅读过巴尔扎克，我们只要稍微回忆一下，便会有这样的印象：巴黎常常呈现出一种类似身体的形象，读者甚至可以在作品中找到这样的句子：“巴黎将‘它的头放在阁楼上，居住的是科学家与天才;二楼住的是装得满满的胃;一楼则是店铺，是腿与脚，因为忙碌的商人一直在此匆忙地进进出出。’”(P46)书中描述的人与城就像细胞与血肉，城中的人熟悉巴黎的每一个行为，城中的每个变化也超不出人们的接受范围。拉斯蒂捏就像“漫游者”一般穿越于巴黎的各个区域，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解巴黎每一个秘密;《人间喜剧》的结构如同一个宇宙：其中并列的众多关于巴黎的故事，就像一个个星丛，每个故事都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它们彼此关联，充满张力。作者几乎是“出乎其外，入乎其内”地掌控着整座巴黎。
作为普通的读者，当我们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常常只顾沉浸其中，想象书中的故事，感受人物的情感。作为学者的哈维则从巴尔扎克对巴黎的这种“操刀”方式上看到了历史深处的东西。按照卢卡奇的说法，每一种文学形式都“受到了历史瞬间的经验制约”，(《小说理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P140)意思是说文学形式上的变化往往是一定时期的历史哲学观念的反映，而后者又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在19世纪前期，有关巴黎的“身体”想象既在政治经济里亮相，又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这种局面会是偶然之举吗?
只要想想“身体”一词在政治经济和文学里所携带的种种含义：有机、完整、知觉、和谐、哺育、组织……我们或许就能明白，只有在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袭来，城市内的生态还依靠着天然的联系持存，物质还未阻塞城市血管的环境里，“身体”一词才会被用来表述城市空间。这个表述象征着1830-1840的巴黎还可以从精神上被想象、掌握和拥有。所以，一个词语才能维系众多不同的力量：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妇女、作家……也才能结出建设国家和城市的共识。
与此相对，1848年之后的历史则被哈维称之为“物质化”。
要弄明白“物质化”一说从何而来，我们还得先了解1848年发生了什么。政治上，这年二月，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学生组成的起义军推翻了大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七月王朝。共和国成立不久，起义军内部渐渐分裂，同年6月的工人起义被共和军镇压，政权果实落入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之手，法国进入第二帝国。经济上，帝国时期，奥斯曼男爵受命对巴黎展开了大规模的改造，具体措施包括：拓宽城市空间，如开垦乡村荒地;建设通讯和运输网络，如铺设运河和铁路网、开辟道路、挖掘港口、疏通河流、发展电报通讯;此外还有下水道系统的建设、煤气灯照明、公园、纪念碑、学校、教堂、官署、住房、旅馆、商业建筑的建造等等。资本的投入促进了城市的改造，改造又大大便利了金融业和商业的发展，巴黎一跃成为欧洲的商贸中心。
改造之后，关于巴黎的表述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哈维引用了艺术史家克拉克(T. J. Clark)在《现代艺术的对话》(The Painting of The Modern Life)中的一段话，我觉得颇有深意：
资本“不需要地上的砖瓦或祭坛来呈现自我，也不需要在城市居民的心里镌刻地图。人们甚至可以说，资本宁愿让巴黎失去图像——不具形式，难以想象，无法阅读与误读，无法产生空间主张的冲突——然后再大规模生产自己的图像以取代原先资本所摧毁之物。”(P68)
如果说之前巴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图”或“图像”是一具鲜活的女性身体，城市还能用“身体”一词来表述的话，那么资本进入后，城市就难以辨认了。若我们联系一下大都市里的生活经历，或许会更好理解：城市中鳞次栉比的建筑、追新逐异的商品、万花筒般的装饰让人眼花缭乱;市区被划分成一个个的“小格子”：商业区、工业区、居民区，贫民窟与高档住宅区;住在高楼大厦里的人们朝九晚五，时间被截然分配给工作与休息，空间被贴上为公共与私人的标签;借助交通和通讯，我们得以自由移动，却再难和某地形成情感的联结;甚至连人的身份也不再可靠，只要资本充裕，人就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各种“变身”(包括文化身份)……
让我们再来看看文学，作品中的都市是否也变得难以“阅读”了呢?哈维比较了巴尔扎克与福楼拜的作品，说道，“在巴尔扎克的世界中，哪怕是漫游者都有机会掌握绝对的知识，渴望彻底了解巴黎及其个中秘密。福楼拜则用外科解剖刀来写作，将事物大卸八块，一句一句分离，制造出实证主义式的美学，在他的笔下，巴黎成了静态的艺术作品。然而，巴黎被转化成了审美对象之后，就失去了巴尔扎克原先所精彩表现的社会、政治与个人意义。福楼拜世界中的漫游者所意味的是失序与异化，而非探索与发现。”(P97)当我在阅读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时，确实有这么一种感觉：书里始终贯穿着对环境和物质的精细刻画：贵妇们的穿着、场所内的装饰、异域的景观想象……(随着地点的转换，这些描写经常大段大段地频繁出现)但它们似乎和角色并无太多精神上的联系，更像偶然出现的点缀，以至于读起来有那么一点枯燥;书中一边描述法国1848年前后的社会变化，一边展现弗雷德里克的内心世界，但它们之间始终互相抗拒，企图划清界限，给我一种内心与外部世界分裂之感。
资本改变了城市景观的图像，摧毁了城市居民、作家文人心目中的图像，而克拉克所说的资本使人们“无法产生空间主张的冲突”又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第二帝国的法国政治变得更为复杂。统治者试图利用资本改造巴黎城，缓解劳动力过剩等经济问题，却难以管控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共和派与工人阶级的威胁持续存在，并且愈演愈烈。不久，一种经过中和的身体政治被搬了出来，美其名曰——“皇帝双体”。从名字上可以看得出来，这和古代“朕即国家”的父权身体政治十分接近，同时借用了之前乌托邦身体政治中关于城市建设的组织原则，如圣西门主义。在资本的对抗作用下，这种身体形象无法大范围地流行，只是国家机器的口号而已。
同时，经过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工人阶级与共和派分道扬镳。共和派内部逐渐分裂为“谨慎的秩序与和解共和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为主)与“激烈而反叛的人民共和国”(大学生、知识分子、作家与艺术家)。不同的利益指向不同的表述形象，哈维有趣地写道，“乍看之下，穿着工人服装的阵营仿佛将拥有一个戴着红帽穿着绷线女用紧上衣的共和国，至于穿着黑色西装的绅士阵营所拥有的则是如淑女般的共和国，头上戴着叶饰，从头到脚包裹着长袍。”(P306)
在无产阶级那里，“身体政治”象征的乌托邦思想并没有熄灭，爆发为著名的巴黎公社运动。它似乎是巴黎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独特的一页篇章，但哈维的论述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巴黎公社的形成、建设绝大部分根源于第二帝国时期巴黎转变的过程与影响——“真正燃烧巴黎公社的原料却是在资本主义缓慢改造巴黎历史地理的韵律中汇聚而成的”。(P325)也就是说，想实现另一种途径的现代性(身体式、乌托邦性质)的巴黎公社其实是在资本的现代性过程中促就的，这让它最终死在了资产阶级的腹中。
资本使城市“无法产生空间主张的冲突”，或许可以理解为资本对于政治力量的分化，对政治乌托邦理想的瓦解。借用哈维在书中一句总结性的话，“我们或许能这么推论，巴黎身体政治的观念于1848年被粉碎了，并且被埋葬于商品化与第二帝国景观的商业世界之下”。(P99)
政治问题并不是本文想要说的重点，也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还是回到整本书中吧。关于巴黎的资本与表述这条线索整理到此，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对巴黎来说，“身体”这一表述是它方方面面的统一图像，它是物质结构上的巴黎、是文学中的巴黎、是市民心理体验上的巴黎，也是政治构想中的巴黎，它是一个时代在一座城市打下的印记，也是巴黎具有整体“可读性”的关键。1848年之后，资本在市场中自由穿行，带来地域、阶级、个体、人与物之间的隔膜，瓦解着“身体”的一致性和整体性。这一表述的瓦解，其实也是城市在视觉印象、心灵体验、经济关系、政治力量上变得难以认识、难以统一的过程，也是城市失去“可读性”的过程。哈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直对资本在空间里的生产与运作进行着研究和批判，书中这条脉络或许包含着他的某些理论观照。我想，除却理论上宏大的视野之外，它是否能对我们自己的城市生活带来一些思考?如果说，城市的现代化(或资本化)总是先破除旧的图像和表述，让城市内部变得分裂、面容变得陌生，然后再大规模生产自己的图像的话，那么，我们的城市是否也曾有过“坚固”的图像?它们是正在“烟消云散”还是已被新的图像所取代?这些全新的图像，是否还能让我们看清楚城市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