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卜永胜先生带来他的长篇小说书稿《红烛泪》，嘱我写几句话，聊以为序。先生是我省老作家，且我们的家乡相距不远，与先生兼有乡曲之谊，故尔受命不辞。
去年年底昔阳县委县政府为“昔阳四大家”出版了“昔阳资深作家典藏文库”的作品选集。即《孔令贤散文选集》、《梁拉成诗歌选集》、《卜永胜小说选集》、《宋明珠报告文学选集》。卜先生的选集所收为中短篇。而这部《红烛泪》书稿则是先生新近告竣的长篇。年近古稀，还能写出数十万字的小说，心里就暗自感佩。及至把读一过，深深为小说的故事、人物所感染，所打动。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小说以青年教师段云堙厄而执著的奋斗轨迹为线索，在全面展示他求学、从教、爱情生活的同时，着力再现了发生在“文革”后期教育领域那场“回潮”与“反回潮”荒诞而严酷的生活场景。透过作品一系列颇具感染力的故事与人物，寄寓作者对历史和人生的思考与评骘。读后，沉吟良久，不胜感慨。诚然，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岂但辉煌灿烂之史而已。荒诞、滑稽，悲怆、惨痛都是可以警示来兹泽被后世的。
小说的成功之处就首先在于生动真实地演绎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生活与精神现象。譬如，围绕学校要不要抓教学、学文化这类今天看来伪命题的问题展开的无谓而严酷的斗争，那种对尊师重教的野蛮干预，对“白卷”先生、“小学生日记”的荒谬追捧，对知识、知识分子的践踏、蹂躏及巧立名目的残酷批斗，农村晚间集会乃至田间地头滑稽的批孔闹剧等等，今天看来是如此荒诞不经，滑稽可笑、戕贼人性。然而，在当时它们却俨然天经地义，运作得煞有介事，不容置疑。作者细致入微、形神毕肖地描摹了如此这般的种种景象。一幕幕或荒诞或悲怆或滑稽的戏剧浮现在眼前。倾向、旨趣从一系列典型情节、细节中流露出来。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非理性宰制下的奇诡与悖论：荒谬绝伦却理直气壮，正道直行则罪孽深重，浑浑噩噩却认认真真，这是对畸变世相的写照。也未尝不是一出具有多重效应、意味深隽的讽刺喜剧。荒诞酿造着悲剧，悲剧中兼收喜剧效应。其精神内核是价值错位、蒙昧、非理性。它令人发噱，令人困惑，更令人深省。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小说中一个个个性鲜明极富感染力的人物呼之欲出。这里，作者审时度势，明哲而艺术地转换视角，把那个时代对人物所谓阶级、路线的政治评判还原为复杂人性的剖析。在强势的政治飓风中，凸显人物人格与心性之特禀，呈现由时代与个性的复合因子所孕育的众生相。有了这样的尺度与鹄的，也便有了人性的、伦理的、美学意义上的人物群像。于是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纯正、执著、干练、富于才情的年轻副校长段云;渊深博学、忍辱含垢、撙节自律的语文老师康若文;荏弱、善良、单纯的化学老师吴淑珍;刚直、率真的体育老师朱小玉;朴实、真挚、泼辣的山乡女子山桃。深有城府、老成油滑而良心未泯的教导员刘邦瑞;卑污、阴鸷、不学而有术的校长张仁杰。浅薄、刁钻、刻毒，以惯写别字著称的女教师付兰娥。如此等等，一个个刻画得惟妙惟肖、情态逼真。
这样的效应，很大程度上是与作者特别擅长细腻真切、出神入化的心理描写分不开的。难能可贵的是不同人不同情境下的心理都能洞幽烛微。运动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学校师生，县乡干部，社员群众包括年轻人令人欣羡啧赞的恋爱心理，都写得入木三分，凿凿可信。尤其是对一些被诬枉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老师的心理剖析更拿捏到位。康老师跳崖自杀前凄黯而显得沉静的纷纭思绪着实令人鼻酸。有了这番心理描写的铺垫，当读到“一个黑影便像一条布袋一样从崖顶跌落下来”时就让人如临其境，不寒而栗。那个时代，许多戴了右派之类帽子或所谓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遭受精神上乃至肉体上的折磨和摧残，蒙受的屈辱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颇为吊诡的是，尽管他们感到迷惘不解甚至委屈，却并没有过多地把不平与激愤投向外部世界，而更多的是反求诸己。他们自省、自责，虔诚的乞灵于所谓脱胎换骨、灵魂和肉体自我救赎的“改造”。然而，改造，这常常不过是钳制知识分子的一种咒语，帽子和出身既成宿命，就愆尤丛集、寡过无能。改造只提醒你的原罪，让你永怀负罪感，永做驯服工具。而这些知识人他们自身也往往为虚妄信念所拘囿，带有相当封闭、忏悔色彩，这是那个时代许多善良、纯洁、尤其是堂庑不广、历练尚浅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通性。无论自然抑是人文知识分子概莫能外。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1997年8月在一次访谈中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对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知识分子论》103页)这话在中国那个年月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不啻痴人说梦。倒是如出身和思想简单的体育老师朱小玉一类人物尚有几分“叛逆”情绪。多数则不免虚妄而真诚的身份认同，即把外加的政治罪名归咎于自身，虔心改造自己。所以，在大学时期就因发表文章被扣上右派帽子，在语文教学中获得杰出成就，因之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反复批斗，以至不堪忍受自寻短见的康老师，跳崖之前，还在自怨自艾。女化学老师吴淑珍因系资本家女儿，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从上海到最艰苦的北方偏僻山区任教改造自己，也因教学有方被视为“回潮”被批，之后又为改造锻炼自己，罔顾身孕去推车拉土造平原，以至摔伤堕胎。年轻有为的段云抓教学大有起色，而被视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也不禁迟疑，反省。这正是那个年代那些知识人心理与境况的真实写照，读到这些地方，有慨叹，也有服膺，不能不叹服作者体察与表现的深入与精微。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对笔下的人、事、物的体察入情入理，尤其对人物内心生活的描写丝丝入扣，如出诸己。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作者所写的生活大抵是亲历亲为。就纵的方面看，作者平生都在从事教育事业。截至退休，在长达四十一年的从教生涯中，前二十年为教师，后二十年在教育行政部门。从横向看，数、理、化、语都教过，所以不惟教师生活熟悉，而且谙习各科教学内容。不仅小说故事情节真实，亦且俾能细节真实。小说许多关键节点正是由此合情合理推演出来。如化学老师吴淑珍被批所谓的宣扬核威胁论，就是因为她在课堂上讲说分子原子的结构时以一个粉笔头借喻原子核能量而遭人曲解成为批斗的把柄的。
虽说有力行亲证的生活体验，然而，毕竟有时空与观念的差殊，这就使如今的作者更具超然、淡定的创作态度。笔下既有亲历亲为的切肤之痛又有回观反视的距离感。“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刘勰语)。适度距离，才能静观默察，融化不涩;才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从而在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的融合上把握到位。小说叙事格调的从容、内敛及沉思、涵容的意味，正是此种效果的显现，它留给人们的思维空间是那些徒腾怨艾、仄狭宣泄之作所难企及的。但是由于心境、视角的变换，这种距离有时也就难以拿捏(或失之疏阔)。如小说结尾，很耐寻味，也让人感慨。那场动乱过后， 1995年某一夏日，当年的同学、老师，汇聚一堂，皆大欢喜。这一笔，似乎奇兀，但它能把读者从小说沉郁情境中拖出，有转换叙事节奏，调适接受情绪的效应。同时，也给小说添了光明色彩，应了传统悲喜剧大团圆的结局。是的，时光流逝，或许往日的恩怨消弭殆尽。或许超越私见，宽容异己，把当年人性的扭曲与卑劣统统归咎于时代。这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可能的。这让人遐想，也不无疑虑。往日的作为，固然有时代大气候的因素，却也不无个人素质问题，这又有认识与品质之分。认识问题可原谅，品质问题呢?于此，作者似乎只和盘托出，引而不发，按而不断。这一点，聚会时校长的意外出现并受到尊崇就让人感到很不是滋味。当年是他直接策划了反回潮，逼死康若文，批斗吴淑珍，强奸、逼走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宋美凤(一直再没露面)。如今当他在集体照的正中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镜头”时就很值得吟味。历史“以文运事”小说“因文生事”(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见叶朗《中国小说美学》61页)。此情此景，历史耶?小说耶 ?涵容耶?虚无耶?留给人们深长之思。好在，那位心狠手辣，卑劣歹毒，惯于锻炼周纳、栽赃诬陷的“刻(孩)子”付兰娥因故缺席，否则场面宁无一点尴尬!作者这笔“虚白”大有深意，终归价值评判是不能完全平面化的。
拉杂说了一气，回头看，与其说是作序，不如说只是谈了些零星的阅读感受。只好权充为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