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出生于山西交城的一个小县城，是中国80后女作家中极为有特色的一位，自2008年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正式开始创作以来，到如今已经发表了多篇小说。孙频未被日益弥漫的消费主义浪潮所裹挟，始终坚持小说要有探索的深度，要有思想性的原则，更多关注人们在时代发展中的起伏跌宕，关注人们精神的疼痛与救赎，这也使她的作品同快节奏的回忆青春、爱情至上的青春文学区分开来，给人的精神以极大的触动。
在《盐》这部小说集中共收录了六个中篇小说，每篇小说虽情节不同，但共同展现了底层人物生存的艰难与顽强。《乩身》是小说集《盐》中的第一篇，主要讲述了因双目失明而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女孩常英被好心的爷爷收养，爷爷担心他死后常英一人无法生存，逼迫其伪装成男性，变成了常勇。常勇在爷爷去世后一人艰难生存，与同是孤身一人的流浪汉杨德清相依为命、互相依靠温暖，两个各有残缺的人，以生命为代价为生存、为获得尊严而去努力抗争。常勇与杨德清作为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他们面临着极大的外在生存困境与内在的精神困境，但其在绝境中决绝的反抗令读者与其一起感受撕裂的疼痛。
一、底层人物的生存暗夜
正如孙频所说，每个人的一生都只是这偌大世界的一粒盐，在这个广阔无垠的世界中既有活出了自己全部精彩的耀眼的“巨星”，也有散布在世间的各个角落里仍在为温饱而挣扎、努力的普通人，因此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描写，是许多作家写作的着力点。小人物的突围并不像童话所描述的一样简单，现实是残酷的，努力生活的人并不一定会被生活所眷顾，挣扎一生或仍停留在社会的底层边缘。孙频的《乩身》就对小人物常勇和杨德清生存上的艰难进行了冷静、细致的描写，揭示了底层人物生存的艰难、求生的不易。
(一)身体残缺之阻
身体的残缺为人们的正常生存带来巨大的阻力，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更需要亲人以及社会人士的照顾与关爱，然而双眼失明的常勇并没有因为其眼部的残缺而得到额外的关照，反而使她处于被抛弃、伤害、蔑视的境地。常勇在一岁半时生病发烧致双眼失明，亲生父母因嫌弃照顾一个瞎子要花费太多精力，狠心的将其抛弃，幸而遇见了好心的爷爷将其收养，养大成人。
在作品中孙频还为读者更直观地展现了盲人生活的不易。首先是行走的艰难。常勇双眼失明，在走路时需要依靠着手中的竹杖，为了让其可以一人独立行走，爷爷每天陪伴她量路。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首先要用竹杖精密的计算常勇步伐的大小，再用竹杖丈量常勇每去一个地方要走多少步。“对于常勇来说，世界上所有的道路就是无边黑暗中的这些数字，大大小小的数字”①，有了这些数字她才能做到像正常人一样行走。这仅仅是走路的计算就需要经历多少次的实践，需要多么久的耐心，需要花费多么庞大的时间与精力才能做到一步不差。其次是谋生的艰难。对于身体其他部位残缺的残疾人或许还有自食其力的可能，但对于双眼失明的盲人，可以想象独自谋生是多么的艰难。爷爷为了让常勇在他死后能生存下去，教她用铜钱给人算命，这是爷爷唯一能为其选择的谋生方式。算命的学习同样是艰难的，常勇眼盲看不见，爷爷为其口述卦书，她每晚背口技直至深夜，只有背完才能入睡。最后是自保的艰难。常勇被迫隐瞒女性的所有特征，压抑自己的本性，伪装成男性也是因为其眼盲会被任人欺凌、无法自保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杨德清的残缺在于其性功能的丧失，这一缺陷使其这辈子都无法再体验性爱的快乐。
(二)物质贫乏之苦
物质的贫乏、生活的拮据是底层群体常面临的生活困境，贫穷与饥饿是许多作家在描写小人物生活状态时不可避免地涉及的内容，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莫言的《丰乳肥臀》、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都对普通百姓的贫穷、饥饿进行了细致生动的描写。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基本的温饱或许是其千方百计、失去尊严才能换得的结果。同样，《乩身》中物质的贫乏，得不到满足的温饱也是常勇与杨德清生存的首要困境。常勇和爷爷住在交城县，爷爷去世前，爷孙二人由于爷爷的支撑还能勉强生存;爷爷去世后，常勇只能凭借算命赚钱谋生，但信任她、找她算命的人极少，仅有的两桩生意，一个只赚了一块钱，另一个一分钱都没赚到。在用光了积蓄后，对于一个眼盲且仅有二十多岁、毫无出路的女性，她只能在深夜无人的时候，像虫豸、猫狗一样去垃圾堆里翻找食物，并且由于其眼盲，只能用手去摸索，只能用鼻子去闻来分辨食物，“她像条狗一样把那些垃圾放在鼻子下面一样一样地闻着”②,“有时候还会摸到动物的粪便”③。杨德清十多岁时便父母去世，全家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艰难谋生。由于贫穷，房屋年久失修而居无定所，石阶上、树上都是他睡觉的场地;为了吃上饭，他曾偷爬进去邻居家的厨房找食物，被邻居抓到狠狠地毒打;也曾自食其力，做着很少有人愿意干的活——捧死人的东西，“也算蹭了死人一碗饭吃”④;夏天农忙时，替种地的人家挑粪、浇地;有时也小偷小摸，勉强糊口。饥一顿饱一顿，使其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牙齿都掉了一半。也因为贫穷，二十多岁娶不上媳妇，性欲得不到纾解。
二、底层人物的精神暗夜
底层人物面临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乏带来的窘迫，还有精神上的压抑与异化。于人群的排斥与游离，内心的自卑、孤独、敏感，生命价值的毫无意义加剧了底层人物的心理异化。孙频在《乩身》中不仅对底层人物外在条件上的艰难展开描写也对其精神上的疼痛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一)性别阉割之痛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认为：“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⑤在《乩身》中常勇和杨德清都面临着这种对自己性别身份的焦虑。
常勇，作为一个女性，为了生存下去，对外宣称自己是男性，隐瞒自己的女性特征。首先，服饰上，从小只能穿男性化的服饰，常年用布带裹胸，不能戴胸罩;其次，外貌上，留男性的短发;日常起居上，像男性一样站着小便，月经带要藏起来不能被人看到。这也显示了女性的一种生存困境——女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伤害，只有伪装成男性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然而人生理上的发育是无法抑制的，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身体逐渐的发育，具有女性特征的肥硕的屁股无法隐藏，女性尖细的声音无法改变，常勇被人们视为雌雄同体的阴阳人，失去了作为女性应有的性别认同，她也幻想能够像真正的女性一样，拥有一头拖及脚跟的长发，渴望在人前能够以女性的面貌出现。常勇对女性主体身份强烈的认同需求，使其以异化的形式——渴望男性的偷窥、强奸来确认、证明自己的女性身份。
杨德清作为交城县的一个边缘人物，因为贫穷娶不上媳妇，充斥着无处发泄的性欲使其在一次用猪肉上的洞发泄性欲时被其他人抓住，生殖器被强硬地拽了出来，自此他变得阳痿，丧失了性能力，成了一个被阉割的人。常勇、杨德清二人具有同样的悲惨境遇，一个想做女人而不得，一个想做男人而不得，共同在丧失性别认同的痛苦中煎熬着，这种长久的性别阉割的压抑也是其最后决绝反抗的触底反弹。
(二)尊严捍卫之艰
作为交城县的边缘人群，常勇和杨德清一直没有被其他居民视为平等的人来对待，其他人对待二人的态度是毫不在意的冷漠。在爷爷去世后，无人考虑孤身一人并眼盲的常勇该如何生存;无人在意十多岁就失去父母，独自流浪的杨德清该何去何从，甚至在发现杨德清偷吃食物时将他打个半死。为了存活，常勇如无人饲养的流浪猫狗般毫无尊严的在深夜里去翻找垃圾堆，捡拾别人扔掉的食物。杨德清从少年到成年，为了吃饭偷盗过、无人愿做的捧死人东西的活计也从事过。二人为了基本的温饱而丧失尊严、竭尽全力，在贫困的生活中苦苦挣扎，奋力求生。戏谑、讥讽是二人见过最多的面孔，同街百姓将常勇归类为雌雄同体的阴阳人，调侃她的性别;人们“正义凛然”地阻止了杨德清用猪肉发泄性欲的行为，对他报以蔑视的态度，却无人设身处地从他的生存处境而考虑，无人为其卑微而怜悯与痛心。
此外对处境艰难的底层人物的轻视与欺压也极为普遍。眼盲、无自保能力的常勇，为躲避他人的偷窥、抢劫、强奸，只能以男性的伪装示人、小心翼翼地掩饰真实性别、压抑自己的性别本能以求自保，危及生命的堕胎都不能去医院进行，作为一个女性主体应有的尊严，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下完全丧失。欲凭借算命谋生的常勇，由于人们对她的轻视，其辛苦的“演出”被微薄的酬劳给打发。因做马裨伤口发炎而死的杨德清，大队只雇了两个人，将其草草地埋葬，除常勇以外无人送丧，如此凄凉，边缘人群死后的尊严也无法维持。
三、暗夜中的抗争与救赎
孙频笔下的底层人物总是经受着连续性的苦难的打击，在绝望的处境中苦苦挣扎，他们清醒的知道自身的真实处境，却不想一直顺从卑微的命运，渴望困境的突围、自身价值的实现。这朴实的愿望往往要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才能得以达成。
(一)性的突围之烈
在许多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中，常通过性爱的描写表达在消费文化裹挟下人精神上的空虚，而在孙频的《乩身》中对男女主人公对性的渴求的描写不是为了展示二人对生理快感的追求，在这里性成为二人反抗命运、自我救赎的手段。
常勇与杨德清二人因其长久的性别上的阉割，造成了性别压抑。常勇虽然担忧性别的暴露会受到外界的欺辱，但她更惧怕自己的女性主体身份永远被埋藏在地下，无人知晓。在原始性别被剥夺的重压之下，常勇抑制不住自己对女性身份的渴求，以异化的方式去挣脱性别枷锁。她会因男人的偷窥而感到喜悦，晚上故意不闩门，主动配合深夜来强奸她的男性，甚至在刚流产后还渴望与杨德清做爱，想通过一次次与男性的交媾来实现自己女性身份的建构。杨德清自失去性功能后，精神的痛苦再次加深，他渴望能与常勇交媾证明自己仍是个男人。他们对做爱的渴望不是单纯的生理上的性欲，而是两个同样卑微、可怜的小人物在无法突破自身困境后，于黑暗中的互相依偎，在做爱中感受彼此的存在、发泄内心的苦痛，是对残缺人生的一种微薄的慰藉。“现在，她是女人了，他是男人了，他们交媾成了一枚血腥的标本，久久交缠，再不放开”⑥，孙频对杨德清临死前二人的交媾的过程的描写，不会给人以低俗的感觉，二人这一过程爆发的强悍生命力令人深感惨烈。在困境不顾一切的相拥，是小人物对自身处境与命运的反抗、不妥协，是孙频给予他们的黑暗中的一丝光明、绝望中的一种突围。
(二)死亡救赎之决
“在自卑感的压力下，或是在认为自己而无助这一想法的折磨下，灵魂会竭尽全力去想办法征服‘自卑情结’。”⑦对命运决绝的突围方式——做马裨。作为交城县的边缘人物的常勇与杨德清，面对整个社会的忽视与不被任何人需要的现状，他们不甘心一直丧失尊严，以虫豸的面目卑微存活，于是他们选择以做马裨的方式去获得人们的关注、赢得个人的尊严。在自虐般的将钢钎穿透脸部，乩身仪式的完成后，二人成功地博得了众人的眼光，成了人们眼中半神半鬼的存在，从此不再为人们所忽视。也正是这份瞩目与敬畏支撑、刺激着杨德清，他不愿再回到从前无人在意的生活状态，于是通过不断的做马裨，进行着穿杖、挂铡、吐火、用刀往额头上砍等自残般的表演赢得存在感，致使遍体鳞伤，最后伤口发炎而死。他厌恶着卑微、渺小的自己，痴迷着被需要的感觉，渴望自身价值的重新确立，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异化的自我满足——癫狂的表演。常勇在完成乩身仪式后，人们对其有了一份敬畏，许多人来找她算命，她沉溺于众人的围观，这从未有过的场景令其兴奋，她以神灵上身的方式尽情地表演着，在臆想中获得期盼多年的爱与温暖，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她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地位——只是被众人观赏的优伶、供其消遣的娱乐方式，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的关注，都恰是她所需要的精神养料。常勇惧怕被抛弃的孤独，却又一次次面临被抛弃的处境，亲生父母的遗弃、抚养其长大的爷爷的死亡、相依为命的杨德清的死亡，她永远逃脱不了孤独的命运，残酷的命运一次又一次的剥夺她生命的光亮。当却波街面临拆迁改造的局面时，常勇用在推土机前自燃的方式阻拦拆迁，凭借着如此悲壮的抗争手段实现了性别主体的重新建构。她也凭借此死亡为代价的方法与命运决绝的抗争，选择了自己死亡的形式，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冲出了自己的地狱，实现了小人物的突围与救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确证了个人的价值。
四、结语
孙频自小见惯了许许多多为了生存而艰难爬行的个体，对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伤痛有着深刻的感受，因此她愿意对这卑微、普通、有韧性的小人物的命运给予关注，展现出一种同情和悲悯的人文关怀，也正如孙频在她的小说集《盐》中所写：“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这个世界上认真、执着、坚强地活着的人。”孙频在她的作品里描写了蜉蝣般渺小的底层群体，他们物质贫乏、精神疼痛、身处绝境、踽踽独行却执拗、决绝的追求人的尊严，以自戕的方式向社会对抗，展示出小人物的生命强力。在毁灭中寻觅新的希望，这也是孙频为身处苦难中的人们提供的裂缝中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