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鼠疫》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
翻开书后，我们惊奇地发现这本出版于1947年的小说竟然和现实高度重合，这也让很多人惊叹这是一本现世启示录。
小说中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个叫阿赫兰的城市。
加缪的笔下阿赫兰是一座丑陋的、毫无色彩的，市容和生活面貌都很平庸的城市。
4月16号的一个清晨，街上出现了一只死老鼠，一只老鼠的死亡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这不会对人们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什么影响。
紧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成千上万只老鼠相继死亡，大家以为只是鼠灾而已。一个守门人的死亡引发了医生里厄的警觉，他作为医生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推断并提出可能是鼠疫。他请求医师协会采取隔离措施，但协会负责人表示无能为力，因为这种行政命令需要省级领导下达。省长则要求医生出示明确证据证明有传染病危险。医生在比对传统数据时发现菌种有变异，但确认还需要时间。政府避重就轻，执着为这场瘟疫推敲字眼，仅仅是张贴几张白色小型布告，始终不肯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再接着，人们开始生病、死亡，一个接着一个……鼠疫越来越严重，直到死亡人数急速上升，疫情全面暴发，为了不引起更大的灾难，政府下令：进入鼠疫状态，封城。
此时的阿赫兰人民与外界隔绝联系，城市变成牢笼，居民变成困兽。面对鼠疫，居民哄抢薄荷片，抢购酒，只是因为传言说薄荷片、酒可以杀灭病毒，还有很多人想方设法逃离阿赫兰。读到这里时，让我想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初始时，人们面对疫情表现出的勇敢无畏与荒诞可笑的行为在同时上演，有人奔赴一线，有人制造谣言，有人千里援助物资，有人借机大发国难财，有人上蹿下跳地咒骂一切，有人恐慌囤积食物……历史在不断重复，而人性的本质却没有变。
“本来，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
经历了长时间的迷茫、困惑、别离、恐惧，无论是阿赫兰居民还是武汉居民都开始觉醒，瘟疫的流行，让个人的命运被淡化了，灾难将共同的命运施加在困在城中的人们身上，封城后全体的城中居民被动卷入这场灾难带来的命运洪流之中。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同呼吸、共命运，人们知道团结起来与瘟疫进行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二
《鼠疫》中的阿赫兰的人民是如何面对荒诞的生活?
加缪用简洁冷静的文字书写阿赫兰人民抗疫的斗争故事，也让他笔下的小人物负载起各自的意义，构建起小说的灵魂。
小说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时刻保持着理智和清醒，在灾难和困境面前，里厄医生代表着积极、理性的反抗者，解决问题的推动者。他最早发现鼠疫并多方努力，一直在争取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也一直奋战在一线，即使他深知当时的医学力量有限，但他依旧尽忠职守、奔波救治病人，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无疑是一名英雄。但里厄医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一种诚挚，这种理念也许会惹人发笑，但是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诚挚是什么?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他反感被当成英雄宣传，认为这是自己的工作，责无旁贷。书里写道“我们不会因他做的事赞扬他，也许可以称赞他选择了这种高尚的职业”。在这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时，无数的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奔赴抗疫第一线;令无数人敬爱的钟南山院士更是如此，他勇敢无畏、冷静果断、谦逊仁义的品质和里厄尤为相似。他们无疑都是人民的英雄。
书中与里厄相对照的人物还有塔鲁、格朗、帕纳鲁、朗贝尔、柯塔尔等。
塔鲁是一名旅行者及城市见闻的记录者，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死刑，致力于非暴力的政治斗争希望实现一个不杀人的世界。他和里厄医生一样，从不歌颂英雄主义，当疫情暴发后，他主动联系里厄并建议组建起志愿防疫队。如果说里厄是职业道德的自我约束，那塔鲁可以说是携带着圣者的光辉，在抗疫胜利的前夕，塔鲁感染鼠疫死亡，成为这场鼠疫抗争的最后一次失败，但在这场战斗中塔鲁的生命价值达到了顶点。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不露水的英雄”，那么这个被里厄推崇的英雄是谁呢?正是书中有些懦弱的职员格朗。
格朗是市政府里一名小小的职员，话不多，兢兢业业，同时拥有一个文学梦，碌碌无为的生活一直碾压着他。他积极加入志愿防疫队后一丝不苟地做好统计数据的工作，算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也被鼠疫侵袭过，然而格朗是幸运的，他活过来了。他代表了鼠疫中的受害者，他的痊愈是疫情发展的转折点，从这里开始人们发现老鼠又跑出来了，给阿赫兰带来了希望。
帕纳鲁作为一个善良正直且虔诚的神甫，在阿赫兰有很高的声誉，拥有很多信徒。封城后，他做了两次布道，第一次他从宗教世界观出发，认为鼠疫是上帝对人的集体惩罚，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切听凭上帝的安排。当他加入志愿防疫队后，见证一个无辜的孩童饱受疫病的折磨死去之后，他的信仰动摇了。他的第二次布道，他将“你们”变成了“我们”，这意味着他从上帝的代言人变成了阿赫兰城人民中的一员。这两次讲道也意味着他的信仰从坚定到崩塌。
朗贝尔，一名外地来的记者，一开始为了离开阿赫兰与心爱的人团聚做着不懈的抗争。但是后来，当他终于能离开的时候，“独自享受幸福，就可能问心有愧”，他却选择了留下来加入志愿者的队伍。
柯塔尔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人物，他在鼠疫之前就犯了罪，被警察追捕，而鼠疫期间政府和司法机构部分瘫痪，他侥幸逃过一劫，在鼠疫期间，靠着投机倒把发了笔小财，过得很舒坦。他是打心底不希望疫情结束的那类人，而在鼠疫结束后，他出于对被抓捕的担心，最终发了疯。
小说洞察人性之精准如同报告文学。无论是关乎个人的生命还是集体的福祉，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冲撞时，加缪笔下的一个个人物通过选择，塑造了一种行动上的伦理。这些人物组成的集体反抗者形象，并不关乎英雄主义，只是一种平凡的善良。
在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的确有少部分人制造谣言、违反防疫政策、投机倒把发国难财，但广大的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冲上一线，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坚守在抗疫的岗位上，无数的普通同胞贡献自己微小的力量捐赠口罩、药品、蔬菜、水果等物资，正是这些小人物汇聚起来积小善而成大善，产生巨大的能量，最终战胜疫情。
三
几十年来，评论家给这本书贴上形形色色的标签：哲理小说、象征小说、寓言小说，等等。暂且抛开这些不谈，在加缪极为克制冷静的文字后面，无数的读者在思考鼠疫究竟是什么呢?
时代背景是一个作品被评论时非常重视的角度。加缪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是在二战期间，当时希特勒军队的铁蹄攻入巴黎，加缪带着妻子离开沦陷的巴黎开始流亡生活，后来他来到了阿尔及利亚教书，在这里一共住了18个月，而这期间阿尔及利亚暴发了鼠疫，正是这一段生活，使他酝酿出《鼠疫》。
加缪曾说：“鼠疫最显而易见的内容就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斗争。”这部小说明确且具体地指向二战中的纳粹主义。是的，鼠疫就是法西斯。鼠疫时大批大批的人们生病死亡，不正是笼罩在战争阴影中人们的真实写照嘛，人们对这场鼠疫的抗争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抗争。
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加缪通过那个得气喘病的老头说出了真相：“鼠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文中鼠疫代表着会大肆传播，制造痛苦和灾难的东西，我们对它的解读也应是多层次的。人们面对的任何困境都可以被称为“鼠疫”。战争、饥饿、贫穷、宗教、利益，甚至人性的贪婪、自私、愚昧等，都象征着“鼠疫”。塔鲁说，他早患上了“鼠疫”。“我清楚地知道，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
不管在现实意义上的鼠疫，还是象征意义上的鼠疫，加缪都将他的荒诞哲理延伸到每个层面，或是战争的层面，亦或是人性的弱点，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而面对荒诞，加缪认为要有直面荒诞的勇气，有平衡矛盾的毅力，有反抗超越的举动，还要有爱作为精神支柱，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历史在不断地重复，后疫情时代的我们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瘟疫，这场灾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即使疫情过去了，世界也不是之前的样子了。小说中鼠疫最终结束了，结束得悄无声息，并不是因为医生们找到了救治的解药，而是病毒仿佛忽然就放过了他们。从这个角度讲，似乎很难说里厄医生们赢得了这场战役，但是他们确实赢了，“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这是一场灾难给人们最大的教训和经验。
加缪质朴无华的语言，力透纸背的文字像是里厄手中的手术刀，切开时代的病体，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不会消亡，它只是休眠，然后伺机再杀回来。我们应当牢记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应该尽力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辙。希望下次我们已经最好准备。希望没有下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