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上古时期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宇宙观，经历从神秘主义向理性主义转变的漫长过程。殷代以前人们完全依赖自然，将上天视为宇宙主宰的至上神。在殷人的信仰体系中，神灵的人格化与祖先的神灵化处在一个互动过程中。周代在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中赋予道德属性，从而使得天人关系和宇宙秩序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这也反映了周人理性精神的觉醒。
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呈现出极强的连续性，且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但在发展链条的不同环节又表现出不断地突破、转向与继承等因袭损益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天地关系的认知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一、绝地天通：原始巫觋与早期天人关系的认知
《尚书·吕刑》记载了上古天地之分的一次重大变化，即蚩尤作乱，苗民社会天地混沌不分故上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1]1901文献记录重黎奉“皇帝”之命专司“绝地天通”之事，实际上这是一篇神话性的资料，其“皇帝”应指“上帝”。按照如上所说，自蚩尤之乱，上帝命令重、黎断绝天地之间的联系，重建天地秩序。
关于重黎“绝地天通”的故事《山海经》中也有记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2]339说明重黎“绝天地通”的故事由来有自。对此较早做出详细解释反映在《国语·楚语》楚昭王同观射父的对话中：楚昭王关心重、黎使“天地不通”后人民如何上登于天?观射父认为可以由“巫觋”充当民神、天地交通的灵媒。但并非人人可为巫觋，需要具备超乎常人的圣智与才能，如此方有神明降附其身的资格。[3]512-515从而在“绝地天通”后重新具备沟通天地、重构宇宙秩序可能。
从观射父的论述中似乎可以看出上古原始宗教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民神不杂到民神杂糅再到绝地天通的脉络，也可视为中国上古原始宇宙观的演进过程。冯友兰指出：“人在原始时代，当智识之初开，多以为宇宙间事物，皆有神统治之。”[4]22换言之，原始思维的决定性特征是有神论的宇宙观。人们经常将沟通天地、维护宇宙秩序的希望寄托于巫觋，从而赋予这一角色以神秘色彩。
徐旭生先生认为尊贵的大神则通过巫觋来传达他们为人类社会订立的秩序科条。这些大神高高地住在山上。按照当事人的思想，天地相隔并不太远，可以相通，交通的道路就是靠着“上插云霄”的高山。[5]6 《淮南子·地形训》的记载可证此情形：“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6]328这段话以隐喻的形式认为从要获得超自然能力需要从昆仑之丘，经凉风之山、悬圃，最终到达上天，从而进入“太帝”的境域，方获神性力量。可见，宇宙秩序并非自然产生，而是由居于上天的神组织和控制的，作为人杰的巫觋代理上天之神维持着人间秩序。上古时期的巫觋往往由人王来担履。《韩非子·十过篇》就说：“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像车而六蛟龙。”[7]65这应是举行盛大巫术典礼的景象，黄帝承担主巫的角色。《山海经·海外西经》也说夏禹：“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环，右手操环，佩玉璜。”[2]192学者把良渚文化玉琮上的兽面纹，认为是简化了的神人骑兽纹。[8]49此可视为巫师骑神陟降的通达天地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