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文学的?
对于我来说，或许是在十三岁的夏天，那时的我正在上初二，老刘布置了一张语文卷子，让一节课做完，各科作业本就堆积如山，却还要做这急不来的语文试题，当时正和阿蛋同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越做越恼，眼睛徘徊在一行行的字间，像要把纸擦出火来，卷子没点着，我先火了，水笔一甩，卷子一折，用胳膊肘戳了下阿蛋，他刚抬起头，我便把卷子拍在他眼前，是记叙文那一版，我用食指戳着上面的作者名，恶狠狠地说：“我以后也写文章，到时候让你儿子天天做我文章出的卷子，让你儿子天天哭。”阿蛋说我放屁，说他以后如果开了大公司先让我进去享受一下，第二天再把我给开除。
兴许是那时，我开始有了创作的欲望，进而顺理成章地对写作报以信任，也建构了自己对作家这个称谓的初步认识，那时我认为，文章能够被出成阅读理解的便是文学。我在米黄色的作业本背面写东西，尝试把自己脑海里有限的汉字组合起来，从一个主谓宾的短句扩成一个能蕴含着情绪动态的长句，看到笔尖在纸上翩跹，从一个笔画连接成一个汉字，再从一个汉字连缀出一个词语，再从词语里奔跑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从最初落笔时的模糊再到成文后的清晰，像是站立在山顶，由近及远，先看到脚下的顽石，再看到山间的密林，再看到远处升腾盘绕的云海。这种感觉缥缈且实在，迂回且震撼。
那时的我还很天真，察觉不到文学背后的悲悯与沉重，只能看到文学“轻”的一面，看不到文学中的“重”，只觉得写作是一件开心的事，难过时写，我会变得开心，开心时写，我会笑得合不拢嘴。我和阿蛋去厕所尿尿也要背上一句“飞流直下三千尺”，拿餐盒打饭时要喊一句“造化钟神秀”，晚上因说话被点名去罚站，穿着小裤衩也要默念一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写学校林荫路旁的花花草草，发现梅花和桃花是不一样的，梅花的花瓣是圆形的，没有花梗，一节枝上只有一个芽苞，桃花的花瓣是水滴样的，前端尖，尾端肥，像我爸爸凸起的啤酒肚，花梗短，一节枝上有两个芽苞。午休刚结束时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在打瞌睡，我可以在空荡的校园里翻跟斗，也可以在操场正中间躺下，看着蓝盈盈的天，就算以头抢地，打上几个滚也没人见得。我在不同的纸上写字，不同的纸要用不同的笔，而不同的笔会带来不同的内容与感触，在白色的稿纸上可以用钢笔，而对于绿色草纸只有用水笔才不会洇墨。
初中的写作，让我懂得了一个常识：这个世界除了人之外，还有其他生命的存在，我与它们不可以沟通，又可以沟通，它们以一种我并未涉足过的方式了解并对抗这个世界，一阵风吹来，我能感受到多种不属于我自身的情绪，这感觉并不浓烈，淡淡的，软软的，似乎是来自生命与生命之间所共同的本质，是对自然界这个名词的最好诠释，是对“别踩我，我怕疼”的共情。
可这种感觉在念高中的时候便消匿了，风只是风，擦过耳朵便散了，云只是云，飘过去便成了别人的天空，草是草，花是花，落叶是落叶，夕阳是夕阳，世界是重复的，万物没有轮回，只是亘古不变地存在于我目之所及处，我们相对于彼此都是不变的存在，也是无聊的存在。古诗词只存在于早读，课本上的配图不是供我联想的，是用来写注释的，祥林嫂是篇冗长的文章，鲁迅是个伟人，可是对仗句和万能模板才是作文里需要的。那时，我只认识人，不认识万物。
直到《红楼梦》降临在我的生命里，那是一个绝妙的夜晚，我读到“万艳同悲”这个词语，它每一个笔画都像是构成宿命的骨头，来自另一个世界，或者来自这个世界的倒影，我看到了我十三岁时娇小的骨架，词语中盛开的悲情将我成长中的每一处情感串联起来，像一簇簇鲜花盛放在了干涸的土地上，密匝匝的花瓣将原本龟裂的土地遮蔽起来，像一排排纱布终于包裹了巨人那血肉模糊的手臂，我的眼前被一片盛放的血红所浸染，可盛放是一瞬间的事，而凋零是长久的，眼前的景象先是盛放，转而谢落，土地被花瓣融化成血液染红，一半惊心动魄，一半枯寂悲凉，我在长明教室里坐了整夜，第二天早上回到宿舍，倒头便睡，醒来已是黄昏，我走在操场上，看着夕阳下摇曳的树林，我似乎又找到曾经的某种情绪了，虽然时断时续，已没有十三岁时的切肤之感，可足以让我将其奉若神明，针对某一刻寥落的通感而奋力书写，妄想把握住神性短暂驻留的瞬间，默默品尝，直到下一次灵感来临。我恐惧于它下一次的突然隐匿，把它的每一次出现都当作最后一面。
对于文学的热爱，或许是来自于十三岁时的诳语，只是不知道这少年时的勇气还能支撑多久。
如今我二十一岁了，姑且将自己视为一个青年写作者，没写出什么东西，对于文学的热爱也只剩下了热爱本身，于成名成家已隐去了虚妄的大志，这么多年过去，文学已不是新鲜的存在，写作和阅读更像是日常生活的注脚，从这个方面来说，文学已经作为一种器官存在于我的身体里，溶解于日常生活，潜伏在生命中的角落，在长久的落寞与碰壁外，不时收获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幸福，为自己带来些许指向与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