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午小睡片刻后就等着来和大家见面。离三点还早，我在那里发呆。望着窗外，我想起小时候漫长的午后，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无聊，后来才知道午睡过后最是无聊。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脑子叫做一片空白也好，一片黑暗也好，总之这时候如果能有一个念头，哪怕是一个完全无用的念头，来造访一下我们，就会让我们不至于如此无聊。但是，恰恰在这时候，一个念头都不来，真是无聊死了。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无聊时刻发生的。如果我们一直有活可干，有钱可赚，有事可忙，恐怕就不会有文学了。我们可以就此联想一下，现如今的反腐败运动使得大批的腐败人士已经或即将进入监狱，他们将要在那里度过他们大片的无聊时光。很可能，在监狱或看守所的四壁之内将回荡着文学，或许会因此产生一批新的文学。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学，不仅指写下来的文学，同时也指只在四壁之内产生，然后又消失了的那些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可以支撑一个人的困境。这是我在中午的等待时刻临时产生的一个想法。这种想法是很容易飘逝而去的，所以在这里先汇报给大家。
然后我想说的是，我们本来是在一起的人，我们就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三十年前我在原晋城市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经历了城区和郊区的所谓分家，一座大楼被分为两半，一半是城区的，一半是郊区的。本来都是一样的人，久而久之，虽然同在一座楼里，却视对方为外人，为“他们”了。隔离就是这样产生的。行政或者叫政治，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离，从这种隔离中间就产生出了权力以及有关权力的话语。比如说，我今天之所以能坐在这里，是因为我是市里的人，是一个来自“上面”的人，所以在今天这个场合，大部分的话语权就归我所有了。
但是真正好的讲课方式，应该是相互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人数不宜太多，就像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那样，是数人之间的不经意的谈话，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人在台上，几十人上百人在台下。现在的所谓讲课，已经失去了交流的本义，因为它不是双向的。现在的讲课可以叫做传播。一个人将他认为重要的知识和理念传播给尽量多的人。为什么听课的人会任其传播，并认为讲课的人所讲的确实是重要的和必须的呢?其实是因为二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至少在课堂上这种权力关系被暂时地承认和认可了。
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一是阅读与写作，二是素材与文本(作品)，三是文学与时代。
1阅读与写作
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阅读高于写作，经典高于当代。这和我个人的经历也是有关系的。我这一代人的中小学教育完全在“文革”中间度过，基本上没有童年和少年的真正的阅读。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相比，还算是看过一些书的，都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一类，可以称得上经典的作品小时只读过一部《水浒传》。那是供批判用的。当然谁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批判《水浒传》，反正那时候三天两头找个东西来批判，于是大家就批判，当然谁也批不到点子上。公家发给了我父亲一套三卷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被我翻得少皮没毛。鲁迅的书当时也看不到。鲁迅是可以读的。所有的书都成了毒草，包括我上面说的《青春之歌》等都是毒草，但鲁迅是旗手，可以读，之所以读不到，是因为我们家没他的书，我们家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毛泽东选集》和一部《水浒全传》。说到《毛泽东选集》，我还真的认真读过其中一些篇章，比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等等。我那时觉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一些好看的段落。但鲁迅是想读而读不到。所以，当我们学校最好的学生、高我三个年级的任巨良跟我说鲁迅的《且介亭杂文集》如何如何时，我对任巨良真是高山仰止。可以设想一下，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学五年级学生，而且处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仅仅“且介亭”三个字的发音就可以对他造成什么样的一种爆炸一般的效应啊。且介亭三个字在我的心中回荡了若干年，直到20岁我上了师专，才有机会读到《且介亭杂文集》。阅读的希望及其满足感，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和今天的情况不同。今天的情况是，网上有了无数的阅读资源，几乎想读什么就可以读到什么，但人们却不再阅读了。而且，我说我读到过《水浒全传》，那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读到的，我能读到是因为我父亲是县处级领导干部。这叫特权阅读。特权阅读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印过一批内部读物，后来叫做“灰皮书”，也是批判用的，是印给高级干部的，高级干部们不知读了没有，但他们的子女有的读了，并且在北京的文化圈子里传播了。读了什么，就有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这些乡下青年还在“文革”之后一片懵懂的时候，北京知青就写出了朦胧诗，就是因为他们读过“灰皮书”。所以，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朦胧诗，既发轫于时代的变化，也发轫于在特定时间里对经典的阅读。而我20岁以后上了师专才赶上开放时代，能够读到一些外国经典作品的片断。但我们当时认为，很多作品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读到它的全书，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群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等，因为我们觉得中国不可能开放到那样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阅读和对阅读的希望，成了一种崇拜，一种禁忌，一种冒犯，一种不可能的人生。
后来禁忌解除了，有了各种各样的阅读方式。消遣成了阅读的主流倾向。其中一种叫做小资的阅读。比如像杜拉斯的《情人》，王小波的作品，卡尔维诺的童话和其他作品，都成为咖啡馆里提供给白领们的常备书目。还有李承鹏的时评、袁腾飞的历史书，以及相对的一些新左派作家的书，他们满足了不同的阅读口味。我认识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对李承鹏和袁腾飞的经历来历非常熟悉，如数家珍，他也了解这两位作家的观点，以及与他们对立的那些人的观点，但这位年轻人并不认为上述作家的观点值得认真对待，更不要说用来指导他的生活或者建构对当代生活的见解。他有他的观点，他的人生观根本不受上述作家的影响，更不受他偶然接触到的其他作家作品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他去非常详尽地了解在他的圈子里流行的那些读物。这就是小资的阅读。对于小资来说，阅读与生活是分离的，反抗主义和爱国主义都是不能当真的。
我们作为文学写作者的阅读是不同的。我们是当真的。当我们沉醉于一部作品中，这部作品会对我们发生影响，会影响到我们对生活，对世界的看法。我们要恢复到儿童的阅读本质——儿童的读总是严肃的。一个人之所以后来成为作家，缘由之一是他曾有过一个阅读的童年。
2素材与文本(作品)
一定要有素材。不可能没有素材。所谓素材就是创作、写作用的材料。素材通过艺术家、作家这个中介变成了作品、文本，但素材没有消失，素材永不消失。要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最方便的办法是看雕塑作品。比如罗丹把一块石头变成了一个“思想者”，一个“巴尔扎克”，但石头没有消失，石头仍然是石头。罗丹的手赋予了石头以生命，并且是特定的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是特殊的，没有一般的生命。而素材原本是一般的，死寂的，通过艺术家之手，素材变为了永恒的生命。这是素材与作品(文本)关系的一个方面。对于作家来说，文字也是他的素材。我们说创作的准备是阅读，就是积累素材。另一方面，作家一定是在写他自己，他的经历，感受，思想，文字，都是他的素材。那么，写作就是对所有这些素材的改造，雕琢，塑形，完成。以我自己的作品为例。我有一篇小说《庄老板》产生于我在一家夜总会的一个晚上的经历，那是一次震惊的体验，为了缓解震惊，我写下了那篇小说。我的散文《小b回家》，写农民小b当了临时工，穿上制服戴上大盖帽，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30多年的一个人，忽然坐到高高的岗亭里，过路的人都对他恭敬有加，给他递烟，说恭维话，请他喝酒，这是多么大的压力啊，同时又多么困惑难解。小b得了精神分裂症，被送回了他的村子里。当时闹“非典”，村口有站岗的，小b回村时，坐在公家的汽车里，端着大盖帽，站岗的并不知道他这是因病回家来了，并且是永远的回来了，仍然用羡慕的眼神看他，并无条件地为他放行。我之所以介入这个事件，是因为小b的临时工是我给他找的，我因此得以参与和目睹了全过程。小b茫然的眼神一直跟随着我，使我不得安生，于是我写了下《小b回家》。我的另一篇散文《父亲之死》，是因为父亲的葬礼。生于1927年、1945年参加革命的父亲，于1998年撒手而去。我们在老家村子里为父亲办葬礼。那些天我每天看着我们的老屋，老屋外的西阁，西阁外通往山后的道路，非常的不平静。我们的老屋原本并不是我们家的，它是土改的成果，它本来属于一家李姓的地主。这地主已经不知去向，我问过邻居们这户地主的下落，他们一律摇头，茫然，并且漠然。土改期间我父亲担任村武委会主任、农会主席，我问他我们村斗死过地主没有，他说斗死过，因为其他村都已经斗死了，我们村不得不跟上。他曾指着西阁跟我说，就在这上面开的批斗会，有的批斗会是以妇女们为主的，妇女们用鞋底和锥子对付地主和地主婆。此前我上过西阁，上面现在摆放着各色神像，儒释道及民间各小神安然杂处，但同样都尘封灰罩。在中央开阔处，也就是土改批斗会的现场遗址，翻天覆地并且我们至今仍享用其成果的土改运动已经了无痕迹。父亲去了，再有什么问题已经不可能由他给出答案了。这一切给我一种历史已经结束的苍凉感。但我知道历史并没有结束，为此我写了下《父亲之死》。
可以看出，所谓素材就是血肉和心路，是纠缠着我们的那些无解的问题。
写作是如此的贯穿着我们周身，任何素材都不是身外之物，因此长期的文学写作除了生产出作品，同时也创造出了作家本身的形象。鲁迅的尖刻、深沉和复仇的形象，陀斯妥耶夫斯基作为宗教狂人，托尔斯泰作为托尔斯泰式狂人，海明威作为文学硬汉，普鲁斯特的黑夜一般的阴柔，都和他们的作品一起留存了下来。一个作家从他每天睁开眼的那一刻起，他就沉浸在写作中。他从事双重的写作，他写下文字的作品，同时也塑造了他自身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素材与作品的合一。
3文学与时代
经常是剧烈的变化让我们认出了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时代感。1967年我六岁时看见我父亲被人揪着游街，这就是一个剧烈的时代感，“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象定格在我的历史册页上。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在一家矿山医院“带粮学艺”，也就是当一个不挣工资的见习护士，完全没有个人的前途可以考虑，16岁就看见了自己的一生将终老于这所旷野上的小医院，这时候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作为一个早已从“五七”学校高中一年级辍学的曾经的好学生，我看到了一丝希望在天边闪耀，这无疑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开端。从去年到今年而且至今未有结束迹象的反腐败运动，也足够剧烈，使我们产生时光倒转的感觉。时代在剧烈地晃动着。一种久违的历史感又回来了。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确存在于一个时代之中，我们不是单独的个人。我们被裹挟在洪流中。那么我们当如何应对呢?
我们经常说文学要反映时代，这就是所谓的反映论。我们说的现实主义就是反映论的另一表述。这个可能没有人会觉得陌生。还有一种叫介入论。就是作家本人的思想、生活、身体、行动要进入到当下的事件当中，特别是重大的事件当中。比如法国的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就是一个全面介入的作家，他不光当一个哲学家和作家，他一定要采取行动，要上街游行，发表反战声明，拒绝婚姻——就是拒绝进入资产阶级的家庭制度中，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一度向法国共产党靠拢，一度亲近苏联后来又反对苏联，等等。萨特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一个最典型案例，是介入文学的典型，同时也是介入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19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中也有做出了介入努力的作家，比如赵树理，赵树理的万言书就是对政治的介入，赵树理一定要亲身参与社会实践，而不是像其他作家一样仅仅去“体验生活”，然后“反映”生活。“体验生活”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它意味着要求一个人生活到不属于他的生活中去，对另外一种生活产生出一种真切感，这和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原则其实是相悖离的，它要求作家的实际上是一种虚拟化的写作。赵树理不是这样的，赵树理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政治上起作用”就是对政治的介入。这是赵树理的介入论。赵树理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介入是很难的，甚至是残酷的。
那么，文学是否一定要介入和反映呢?回答是不一定。也有远离时代的写作。比如兰波、狄金森、卡夫卡等就是远离时代的写作。还有一种个人的文学，比如沈从文和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个人文学的色彩就非常的浓郁。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也是个人的文学。很多人认为薄薄的一小册《野草》是鲁迅创作的最高峰，这就非常的意味深长了。一种低声呻吟的个人的文学比他面向民族和社会的文学的“呐喊”声具有更高的文学性，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个文学史上的事实。
透视文学与时代关系的另一个视角是对荒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及它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观察。莫言小说中有不少荒诞和魔幻的因素，另一个当代的重要作家阎连科把自己的创作叫做神实主义，也是为了引入荒诞的因素。捷克剧作家哈维尔介入现实的方式是荒诞主义戏剧，他后来当了捷克总统，走了一条从囚犯到总统的道路。可见荒诞的确是当代生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我们看当下的一些社会事件，也不无荒诞感。河北的聂树斌案，福建的念斌案，最近发生的庆安徐纯合案，无不令人感到荒诞;还有上访，数量巨大的上访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身上携带的信息，他们的上访通道，他们的人生道路，无不令人感到荒诞;(我见过一个上访人，他不能被称作上访户，因为他孤身一人，没有家庭，是个农民。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蹲过两年看守所。七十年代末出狱后一直上访到如今。他没有成家，没有孩子，一边劳动一边上访。他认为他的案子肯定会有结果，所以他信心满怀。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上访人，活了80多岁，已经去世了，直到去世前他从未停止过上访，他的案子是上世纪50年代的。他是悄悄地写告状信，不让任何人知道，写了一辈子。实际上他的家族，他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在写告状信，但大家都假装不知道，一直到他死去。上访人群中每个人的案子都非常特殊，都不雷同，就像托尔斯泰说的，幸福是相似的，不幸却各有不同。相同的是，他们都在进行着一场绝望的战斗，并把整个人生作为抵押。)还有正在进行中的反腐败，所揭露出来的闻所未闻、超乎想象的那些事儿，多么荒诞呀!还有高房价，使得年轻一代的人生变成了荒诞的人生;还有拆迁，自古未有的房子保卫战，人类在其上繁衍生息的土地从来没有这么面目狰狞过，这是未曾有过的荒诞;还有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彻底消除了古典主义的人生余味，使得人生再也不是一场从容不迫的旅行，而成为了一场荒谬的战斗，比西绪福斯推石上山还要荒谬，因为永生的人的形象不复存在了;对这一形象的彻底摧毁是环境的变异，大地和天空成为一团污浊，人在其间洋洋自得地变为卡夫卡笔下的虫子……笼罩在所有这一切的荒诞之上的，还有一团更大的乌云，那就是战争的危险，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以及人们对这一现实危险的视而不见，或者是假装视而不见，在腐烂的西瓜跟前争夺一粒芝麻，掩耳盗铃，极尽黑色幽默的表演。
所有这些处于时代焦点中的东西，都足够荒诞。但是，从我们的文学中还看不到这些，文学离开生活的荒诞有一个荒诞的距离，如果我们居然能够长久地忍受这一距离，那岂不是荒诞至极吗?总之，荒诞是时代的礼物，这样的时代及其礼物是不可多得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它。但我们仍在拒绝。也许我们中有的人在犹豫，就像人在犹豫要不要抬头直视太阳一样，因为太阳是那样的显明而又刺目。面对如此显明的存在，只有瞎子才会想要去看清楚它。我们是荒诞之光照射和笼罩下的虫子，但是当我们抬起头来，我们却也未必就看得见真实。
我不想说这是一个悖论的处境，因为从我们所习用的语言上说，悖论就是不可能，就是不可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