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幅短小的诗歌作品，虽然只有几行，但是它的思想容量却异常丰富，丝毫不亚于几十行甚至几百行的长诗，而且往往是在这些短小的诗歌作品中表现出诗人宏大的心理世界和精神空间。
其实，精短的诗歌作品最难写，因为要在一首只有几行的篇幅内融合一个相对完整的情感并非易事。有评论这样说道：“它能从奇巧的构思，从一个局部、一个侧面、一个景物来反映时代，歌吟升华，抒发感情，做到以一驭万。”
比如诗人程维的组诗《诗十一帖》中的《关羽》：
杀人的刀
从敌人脖子上经过的一片羽毛
一条青龙阻挡月光
把锋芒霸占
诗人程维写关羽，从“杀人的刀”——青龙偃月刀切入，杜绝所有可能钻在前人的套路里，别具一格捕捉“一条青龙阻挡月光/把锋芒霸占”，使勇猛善战的关羽形象跃然纸上。关羽主体人格的精神也经由诗人程维的诗歌作品获得对象化，关羽的人格和艺术化境在瞬间的谐契中得到简洁却淋漓的显现。
这种在诗歌作品中大量渗入古典的情蕴，借用古典的意象或者古代的神话故事来增强诗歌作品的历史纵深感和文化底蕴，在诗人程维的诗歌作品中随处可见。
又比如《诗十一帖》中的《吴刚》：
天授的刑徒，无始无终的苦役者
忍受寂寞、辛劳和被月光埋葬的爱情
伐开之后，旋即复合的伤口
欲说而又无言的嘴唇
没有比这更永恒的孤独
月亮里的一个伐木工人
在这首诗歌作品里，描摹了吴刚面对桂树的反复砍斫，犹如“天授的刑徒，无始无终的苦役者”，永远抵达不了目的，砍斫之后，旋即又复合。这就是宿命与天意，无法遏止的超自然主宰，构成“月亮里的一个伐木工人”的悲剧性。
但是，从这首诗歌作品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的生存本能，早已顽固留驻于我们先民的集体潜意识里，也就是永生永世的自强不息。它所体现的终极性悲剧后果和由悲剧意味在无尽苦役中弥散的瞬间崇高，提示着我们存在的价值，这一价值源流迄今还在灌注人类的精神版图。天上的悲剧是人间现实悲剧的反观，当下人类的生存环境与人格溃颓，至少构成了现代人生某种难以逃脱的苦役。月亮中吴刚的悲剧精神如何在地面凡夫俗子身上，不是引发越来越强烈的自践自戕的悲观主义，而是启动另一种更具力度的生存勇气，这就是诗人程维新古典主义现代诗歌作品的人文主题之一。
同时，这种人文悲剧也反映在《诗十一帖》中的《地图上的匕首：荆轲》中：
优美的打开
如打开壮丽的山河
与裸体的绸缎
一幅图在冒烟
山河都着了火
十把匕首在饥渴和焦虑中
寻找光荣的血
诗人程维在地图前，“优美的打开/如打开壮丽的山河/与裸体的绸缎”，于常人不见匕首的视觉范围，凭借虚幻的感觉居然看见了荆轲“十把匕首在饥渴和焦虑中/寻找光荣的血”的那段历史虚像。这段带血的历史的内在意蕴被诗人程维呈现出来，虽然显示的只是简洁的表象，却提供了从虚到实的艺术转换，使诗歌作品艺术建构的悲剧性成为可能。
下面，让我们再来读一下《诗十一帖》中的《一指禅》：
我如何才能和对方
发生关系
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意思安排到对方身上去
我身怀绝学
只想对那个人：点到为指
诗人程维对诗质的开发，可谓得其经络，凭着对“一指禅”的透彻入里，各种感官的沟通，灵性通脱的运作，使得他的这首诗歌作品的语言保持着较高水准。他通过语言的大跨度变形变意，扩展性衍生弹性。
同时，诗人程维在诗歌作品中的微妙调频，精致点化，以及表现手法的互换易位等，都运用自如，几乎达到了左右逢源的境地，极大丰富了诗歌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提升了诗歌作品的审美层次，从而使得他的新古典主义现代诗歌成为在语言组织运作方面的一面旗帜。
又比如他的组诗《诗十一帖》中的《词》：
我想把一个词
用上去
我想把它钉到纸上
让它呈现内在的诗意
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力气
一个不能进入我生命的女子
美好而多余
词，“我想把它钉到纸上”，即在书本的纸张上包容诗人程维所有的梦，并“让它呈现内在的诗意”，构成真正的彼岸世界。它来自这个世界的语言的子宫和思想的子宫。它的迷乱镜像，无限繁殖自身的虚构，开口说话的是永恒的诗意。
词，是秩序，也是路径，更是彼岸世界的完整肉体。但这彼岸的世界可以无限制地进行复制、放大、缩小、节选、加注，并在印刷过程中诞生，也可以在一个要把这个世界的纸张全部用尽，以实现自己梦想的诗人之手。
另外，诗人程维在他的新古典主义现代诗歌作品的创作中，为了加强诗歌作品的古典情蕴，还注意营造一种情境。
比如他的组诗《诗十一帖》中的《武则天》：
母亲，所有的男人
只配做你的儿子
唯有光荣与权利
才有资格做你的情人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也是一位女诗人和政治家，有着智慧、技艺、牺牲精神和床上功夫。她胸怀一颗君临天下的野心，作为母亲，“所有的男人/只配做你的儿子”。她在李氏皇宫那断头台似的血腥龙床上改变命运：唐朝的命运，她自己的命运，一种性别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唯有光荣与权利/才有资格做你的情人”。她改变了因大量杀戮而到头的命运，她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重用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她的持续努力也恢复了时间和人的生活，因为，她带给后人的启示并使之终于觉悟的，除了她非凡的才华，就是她一夜夜献出的极乐的身体。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组诗《诗十一帖》中的《墨》：
文人的化妆品
美女的口红或樱唇
水气轻浮
万象虚生
墨，是这个世界的感性，就像诗人程维所写的“文人的化妆品/美女的口红或樱唇”，其形态是“水气轻浮”，是“万象虚生”。墨的感性甚至以无形态的形态充沛，在这个世界，并不乏味，而是内涵丰富，在纸张上。
作为书写和绘画之物，中国书画艺术起源于这个世界的感性之中，奇幻美妙的艺术意境才能得以实现;作为一种消耗之物，墨有如洗礼，只有人性和神性显露于感性洁净的表面，能完好如初地呈现于今者;而作为湮没之物，墨有如再造，用感性的文字抹杀现实并让新的感性理想般现身。墨作为“美女的口红或樱唇”，则几乎是火焰，是感性中完美的直觉和过敏。
由于现代诗歌都带有强烈的现代性感受的纷纭意象呈现于诗歌作品之中，所以往往会撑破诗歌作品的宁静局面。
比如诗人程维的组诗《诗十一帖》中的《灯》：
剖开黑暗的刀
掏出夜晚的心
梨花带雪，谁暗谁明
作为光的主题，灯贯穿了人类生活及其历史，它更为明确地贯穿了诗歌作品及其历史。灯的魔力几乎就是它所指的全部魔力，“剖开黑暗的刀/掏出夜晚的心”，令眼睛看见，赋予“梨花带雪”的词句，赋予“谁暗谁明”的字眼，赋予诗行以及轮廓线、清晰度、面积、体积和质感，它甚至使诗歌作品透彻发亮。
在中国的方块汉字中，灯的光芒首先来自它的语言。灯，当舌尖触及上颚，弹出一个清脆的声音，语言就会被点亮了，词句聚集光晕圈中，阅读的眼泪也几乎会盈泪。灯，也成为汉语中比喻诗歌作品的天然名词，其寓意也像诗歌作品那样不言自明。所以，诗人程维的诗歌创作近乎一个魔术师企图去展现灯光的魔力，也是这灯对于光芒的猜测、把握和穷尽。当诗人抵达灯光，以内敛触及了光的物理极限，在这里，就沉默构成了诗歌“剖开黑暗的刀”。在这里，我想说，这就是如同灯的诗歌作品，或者一个通体透明的诗人——程维。
诗歌作品的美学张力常常是以富于动感的诗歌精神来震撼读者的，所以很多诗歌作品不是以宁静和谐的意境来感染人。
比如组诗《诗十一帖》中的《书法》：
一袭素色的长衫
风中翻滚的经卷
雨打芭蕉
老僧坐禅
书法是一种精神氛围，“一袭素色的长衫/风中翻滚的经卷”，铺开宣纸，练习它，是修为，但更多的时候又是享用、排遣。将书法作品挂置在墙上的一个高度，那就是心灵的高度，仰视它，则其中的灵魂会对生命有真正的开启。
“雨打芭蕉/老僧坐禅”。它无法企及，永远是可能性，一种向往和一个理想。或许书法创作中的某一时刻，诗人程维在奔赴艺术殿堂中，看到甚至触摸到了书法的激情、技艺和努力的最后边界。其实，书法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尽管它不是最好的或者最恰当的生活方式，但对于诗人程维而言，书法或许只是他在创作诗歌作品之后调节性情和思维的一种方式。
在诗歌创作中，只有经过诗人的艺术冶炼而近乎天然聚合而成的诗歌作品，才能保证诗歌作品的审美含金量。
比如《诗十一帖》中的《鞋》：
被脚踩住的两条鱼
床底下一对苦命夫妻
脸朝外
身子朝里
诗人程维对诗歌作品语言的运用显然是高人一筹的。他懂得如何将进行中的情绪变化调度，如何寻找惊奇的比喻和意象来构筑诗歌作品的大厦。比如“被脚踩住的两条鱼/床底下一对苦命夫妻”，一双鞋被形象地比喻成两条鱼，一对苦命的夫妻，同时用拟人手法写道：“脸朝外/身子朝里”。
诗人程维的这种诗意世界的搭建，就是对世俗世界的一种颠覆和再造。这首只有四句的诗歌作品能做出如此丰富的精密调度，完全得力于诗人程维在语感、语势、语调的细微变化中所具备的特有的语言组织能力。
最后，再让我们来读一下组诗《诗十一帖》中的《世纪》一诗：
一百年经过门口时
我藏起它的一只鞋子
百年后它来寻找
我仍是孩子
时间在推动地球飞速旋转，“一百年经过门口时”，已经是一个新的世纪。这种世纪的速度带给万物，特别是带给我们的内分泌、血液和灵魂，带给我们的潜意识、情感、思绪和语言一个巨大的离心力。诗人程维的方向和意志，是世纪的方向和意志。“百年后它来寻找/我仍是孩子”，这是世纪的特质，完成着世界历史和人类的命运。其实，离心力不是恒久的，所以世纪的方向和意志也并非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