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就把一个经历：有一次我在澳洲的一个集市上看到一个人在那儿拉琴，结果他那个礼帽里所有的钞票被风吹起来，然后他就在风里又蹦又跳去抓那些钞票，后来那个风过去，下起雨来了……于是我就想象这个老头啊，就是这个意大利老琴手，他会在这种地方卖艺，然后碰到这样一个风雨天，这些就是我的想象。我把两个人的这个细节，就综合在一个人身上——就写到老头的身上。反正我记得那个小姑娘经常来，晚上来聊天就聊她跟老头斗智斗勇斗法的那些细节，反正很好玩。
这就是我在芝加哥留学的第一年，就是学期快结束了，我想到写这个故事。因为当时中国台湾的中央日报的那个副刊主编，他虽然不认识我，但是因为我在他的那个副刊上发了一些短篇小说，像早期的那个《栗色头发》，还有《我不是精灵》等，都是在他那个副刊上发的。他就认为我是肯定可以拿到他们的那个文学奖的，就鼓励我写一篇东西去参加他们的文学奖评奖。我就写出了《少女小渔》，当时就那么就寄出去了，那如他所料，果然也就得了一等奖。
当时就觉得特别振奋吧，那时我写小说在副刊上发表，记得是1000字才20美金嘛，所以一篇短篇小说得了奖，奖金就是好像将近4000美金吧。当时我作为一个留学生，赚钱是很不容易的。每个小时餐馆打工，快餐馆的那个工资是一小时五块钱。所以就觉得那个赚钱是很不容易的。好像就是从《少女小渔》开始，我每年都去参评他们的三个大奖——就是一个联合报，一个中国时报，还有就是中央日报这三个奖的评选。每年靠得奖和出版，就算我在美国拥有了这么一份比较固定的收入。然后呢，到1993年我就又回到学校上课。我1992年结婚以后呢，我就没有去上学，那一年我没有去学校上课。因为我们学校是学分制，所以学校允许你可以一年不去，然后再从原来的学分算起。我从1993年开始，又回到学校去上学，每一年我就上一个学期，这样呢，我就没有奖学金。因为奖学金是要求你全部的时间都要在，就是一个全日制的“full time”学生——“full time student”(全日制学生)。
那之后我就每年只上一个学期(在芝加哥读书)，1993年的第一个学期，就接到了李安的电话，当时我特别地惊讶也很惊喜，电话里他就说他要买这个《少女小渔》的版权，那很快也就都办妥了。当时一下子就有一万多美金的版权费。我就觉得特别富有了，当时就是那个感觉。
就是那一年吧，《少女小渔》引起了一个严歌苓的版权热。中国台湾的一个导演叫朱延平，还有李翰祥，然后还有就是李安这三个人，在那一年买了我三个小说的版权，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有了电影之后呢，就是小说的印刷量就大大提高吧，这是我知道的情况。那个时候小说还没有在中国台湾出版，收录了《少女小渔》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就是尔雅出版社的那个老板叫隐地(笔者注，此系笔名，本名柯青华)的，他看了我的《少女小渔》，然后他又看了其他的故事，他就说他特别愿意给我出书，然后那本书书名也就叫《少女小渔》，然后又出了那个《雌性的草地》，尔雅出版社一下出版了我两本书。
这就是当时写《少女小渔》的时候的那个前因后果，就是背景吧。其实我很多故事，都是听来的，听别人那么闲言碎语地聊，听人家聊天、讲笑话听到的。那些细节很重要，我觉得小说细节特别特别难“编”，所以那个小姑娘每天来聊天，她每天都会讲一些细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细节方面还是很富足的。等动笔写起来，那就很快了，记得三天就写完了。
刘 艳：如果参照中国赴美的华人移民历史，少女小渔是第五代华人移民了，所以毫无疑问小渔是华人新移民的一员。既打工又上学(小渔全天打工，周末上学)，小渔身上，不是男朋友江伟那种上午打工下午上学——学生身份的那一个类型。所以，小渔身上就更多与后来您写的“扶桑”那样第一代移民共通的东西——性格里能忍辱负重，却好像也不觉得自己是忍辱负重。“会吃苦劳作，但少脑筋。”对什么事既不积极也不消极。与江伟恋爱亲热时也是被揉成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而被江伟追问的小渔与男人的“第一次”，小渔告诉他的，竟然是小渔在国内做护士时，一个快死的病人，喜欢小渔一年多，小渔就让了。小渔一向瞅自己挺马虎，所以认为自己长得也马虎。小渔对江伟近乎母性的迁就，对假结婚对象意大利老头也持这样一种态度：“人嘛，过过总会过和睦……”①风雨中，不顾江伟阻拦，帮老头去追赶被乱风刮走的老头拉小提琴卖艺得来的钞票。临搬走前，帮老头清扫房子，想给老头留下个清爽些、人味些的居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