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讲到了延安文艺界的巨大变化：从“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到“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打成一片”了。一派喜悦之情。
经过《讲话》指引和整风锻炼的文艺队伍服从、服务于革命，成为一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队伍。
中共手里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杆子的队伍，一支是以笔墨为刀枪的文艺队伍。国民党的蒋介石建立起一支“党军”——还不那么具有战斗力;蒋介石从来没有掌握文艺队伍，正如陈荒煤1946年6月《关于文艺工作若干问题的商榷》中所说：“国民党反动派也有文艺……它只是服务于少数统治者的，与人民无关，所以力量不大，成不了什么军。”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较量，从一开始就输掉一大半。
毛泽东武功文治，文武并重，一手排兵布阵，一手锦绣文章。高度重视文艺“军队”，发挥革命文艺的作用，是毛泽东的一大文化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高明之处。“很少有政治家、领导人像革命的政治家、革命政权的领导人这样重视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直到文学艺术唱歌演戏的。”曾任共和国文化部长的王蒙如是说。
见证延安文艺革命的萧军说：“子孙们向我们发问，日本鬼子是怎样被打败的?中华民族怎么艰难地从屈辱中跋涉过来?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告诉他们：请读一读延安文艺!”
毛泽东筹备文艺座谈会
“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喊妈，美术系不知画啥，文学系写的啥，一满解不下。”老百姓编了这个顺口溜讽刺鲁迅艺术学员的“洋包子”。“一满解不下”是陕北话，意思是不知道说的啥，一点都听不懂。文艺作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打转转，不为群众所待见，鲁艺是一个缩影。
“延安文艺界表面上似乎是天下太平的，但彼此在背地里，朋友间，却常常像村姑似的互相诽谤，互相攻击;各自为是，刻骨相轻。显然的，这里存在着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如对文学理论的见解、作品的看法，以及作家之间正常的关系，等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日上发表奚如的《一点意见》中指出了延安文艺界的问题。
1942年春天，《解放日报》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还有“轻骑兵”墙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声音有些异样。
知识分子如何同新的生活、同工农兵打成一片?知识分子如何成为革命知识分子?这引起毛泽东的思考。他对诗人萧三说：“如果瞿秋白还在，由他领导文艺工作就好了。”
“边区的经济问题我们整顿得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问题了。”毛泽东对刘白羽说。毕竟，“任何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目光如炬，深谋远虑，他开始为新的政权培育文化人了。
“毛主席请你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好不容易找到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塞克，他对塞克说。塞克手里不停地挥舞着拐杖，说：“不去。”“为什么?”塞克把披肩的长发往后一甩说：“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
在延安文艺整风前夕，毛泽东要做些调查研究，听听文人们在想些什么，关注些什么，他就想到了著名的塞克。塞克原名陈秉钧，曾用名陈凝秋，“塞克”是“布尔塞维克”之缩写。他创作有《流民三千万》《铁流》等抗日剧目，是抗战文艺的开山之作。塞克1938年到延安，他和冼星海、萧军、马达被称为延安文化界“四大怪”。他的“怪”在于留一头延安革命女性都很少见的长发，经常叼个大烟斗，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副名士派头。
李卓然请不动塞克，只好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笑起来：“好，塞克来的时候，一路撤岗!”毛主席的这个决定遭到卫士们的反对。毛泽东给警卫人员做工作说：“我的朋友来看我，你们不能挡驾。这位朋友脾气可大啦，你一挡驾他就回去了，那你们可吃罪不起呀!”
毛泽东给足塞克面子，撤掉了岗哨。那天，毛泽东与塞克谈古论今，谈了四五个小时，吃饭的时候特意炖了只鸡招待他。塞克回来对人说，主席掰了一只鸡腿给他吃。在延安吃一只鸡腿是很骄傲的事情，况且是毛泽东掰给他吃的。
毛泽东找了几十位文艺界人士谈话谈心，调查和交流文艺问题。边区有三大文艺组织，一个是鲁迅艺术学院，人称“鲁艺派”，代表人物是周扬;一个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派”，就是以丁玲为首，包括萧军、舒群、艾青、罗烽等;还有一个是边区文协，著名诗人柯仲平是主任。毛泽东个别谈话、集体谈话，还让一些同志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
4月27日，一张张粉红色的请柬从昆仑收发室发出。“昆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发室的代称。请柬64开大小，竖排，油印，封面上写着“谨希莅会”，打开请柬，是毛泽东与凯丰联署的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这个请柬很快送达到一百多位作家和艺术家手里。
第一次座谈会·引言
延安的五月，山野间盛开着大片蓝色的马兰花，还夹杂着黄色的野蔷薇、白色的杜梨花、浅粉色的杏花，那火红的山丹丹夺人耳目,老远就把人的目光拉了过去。
5月2日是个艳阳天。毛泽东来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办公楼——俗称“飞机楼”。走进会场，举目一看，济济一堂，延安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几乎都到了。他与大家一一握手寒暄。
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主持会议，他说：“座谈会现在开始，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给大家讲话。”
毛泽东用他那特有的柔绵细长、抑扬顿挫的湖南腔，开宗明义地说道：“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接着，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站着讲话，与会者注意到，他褪色的灰布裤子的两个膝关节处，补了两方块颜色鲜明的蓝色补丁，单薄的棉袄肘弯处也露出白色的棉絮。毛泽东侃侃而谈，讲了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作品服务的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并且现身说法：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从自我的心理转变入手，使用“衣服”“牛粪”等形象化的“符号”，用文学化的表达方法开始了自己的讲话。
毛泽东讲话中间，远处隐隐传来隆隆的炮声。有人给毛泽东传来小纸条，上面写着：听到炮声，会议是否暂停?毛泽东说：“大家不要担心，炮声离我们还远着呢。前方有联防军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呀，我奉劝大家两点,一是母鸡不要杀了，留着下蛋;二是娃娃不要送给老乡，还是自己抚养好。如果前方抵抗不住，我还可以带你们钻山沟嘛。”大家笑起来。前一阵子传说胡宗南的军队要进攻延安，有人赶紧把家里养的母鸡杀掉吃了，有的为了转移方便，联系老乡准备把孩子送出去。
毛泽东讲话之后，大家自由发言。毛泽东提议说：“萧军同志，你来谈一谈嘛。”丁玲坐在毛泽东身边，她捅了捅萧军说：“萧军是学炮兵的，你先打头炮吧。”
萧军是个爽快率真之人，又不在党，他站起来毫不客气地说：“……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他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以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的发言有些跑题走调。毛泽东两耳低垂，微笑着做记录。他看见萧军把一缸子水喝完了，马上让人去外边给他打水，萧军也不客气，润润嗓子接着讲。萧军发言的题目是《对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萧军是鲁迅的弟子，以《八月的乡村》闻名，他与毛泽东交往颇密，是毛泽东的座上客。他文气逼人，桀骜不驯，发言中多有锋芒毕露之处。他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
“我要发言!”萧军的话音刚落，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大叫一声站了起来。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他反驳萧军说：“文艺界需要组织，鲁迅当时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胡乔木。接下来的发言中，有人同意萧军的意见，有人不同意萧军的意见。毛泽东一直微笑地听着。何其芳、李伯钊、徐特立、李又然、杜矢甲、艾青等各抒己见，畅谈对当前文艺的看法，其中不乏一些“过激”言辞。
毛泽东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他不时微笑，时而抬头注视发言者，更多的时候埋头做记录。这天会议的最后，毛泽东说：“同志们有什么意见，下次会议大家可以说，还可以写信给我。”毛泽东总是有他的原则与立场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他家里吃饭，他对胡乔木说：“祝贺开展了斗争。”
第二次座谈会·倾听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
晴天白日，延水汤汤。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自始至终参加会议。毛泽东边听边拿着铅笔做笔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
丁玲为自己发表《三八节有感》作了检讨性的发言。她说，自己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短了，可从世界观上看，还应该脱胎换骨地改造。
“民众剧团”的负责人柯仲平是延安的知名人物。他长方脸，留一大把胡子——其实他才40岁，毛泽东称之为“美髯公”。他站起来发言，介绍“民众剧团”坚持走通俗化道路，在边区巡回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形。他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好远，并送给我们很多慰问品。你们要在哪些地方找到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
大家笑起来。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吃了群众慰问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接下来是欧阳山尊发言。他前两天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前方非常需要文艺工作者，希望延安的专家、艺术家、文学家能够到前方，为部队、为老百姓服务。毛泽东马上给他回信说“他的意见是对的”。受到毛泽东回信的鼓舞，欧阳山尊站起来发言。他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即俱乐部)。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初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更多。”
萧军仍是焦点人物。谈到作家立场和暴露与歌颂等问题，萧军认为，“在光明里反倒常常看不到光明”。吴黎平和艾思奇当场与他争论起来。
毛泽东两耳低垂，微笑倾听。
胡乔木上次会议上的表现得到毛泽东的表扬，他越战越勇，再一次站起来反驳萧军：“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中宣部工作的吴亮平也驳斥萧军的观点。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说：“我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是提高吗?我主张普及与提高来个分工，像文工团、演出队，去做普及工作;像鲁艺这样的学府，能不能主要去做提高的工作呢?”
中央研究院文艺室主任欧阳山站起来发言，他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讲起，拉开架势讲起了文学基本知识。大家都有些忍耐不住了。萧军愤怒地说：“发言人要尊重规定时间、听者的精力;不要到这里来讲起码的文学课、背书，引证名人警句。要抓住题目做文章。”
新四军文艺干部吴奚如发言说：“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而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有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吴奚如刚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回到延安。朱总司令听了他的话，站起来直接批评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老战士，居然讲出这样的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嚣嚣然，纷纷然。这一天的座谈会，论点庞杂，气氛活泼，争论声不断，笑声掌声不断。
第三次座谈会·结论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也是座谈会的最后一次大会。
座谈会马上就要开始，“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匆匆赶来，大家连忙给他让座。徐老嘴里说着“别别”，一屁股坐在一米多高的窗台上，然后从兜子里掏出一个本子，又拿出一支铅笔，在舌头上蘸湿笔尖，埋头记录起来……
何其芳、萧三发言之后，萧军又一次发言，胡乔木又一次站起来批驳萧军的观点。毛泽东微笑倾听。艾青发言，陈云发言……因为发言的人多，毛泽东的讲话推迟到晚饭之后。
延安的日头下山早，摄影师吴印咸有些着急。会场小，与会人员多，室内光线不好，这么重要的会议，不留下影像纪录将非常遗憾。他看到礼堂外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就向毛主席提出到礼堂外拍摄照片的要求。毛泽东建议：拍一张集体合影。
太阳快落山了，天上散布着几朵彩云。走到礼堂门口，毛泽东自己先坐下来，大家很快围上来站好坐定。正要拍摄时，丁玲走过来，毛主席说：“丁玲同志你过来了，你离我坐得近一点，不然的话，你明年又要写《三八节有感》了，又要发牢骚了。”在大家的笑声里，丁玲坐在毛泽东的右边。吴印咸正要拍摄，一条小狗闯进镜头。毛泽东说：“康生，管好你的狗。”康生是社会部部长，社会部的任务是反特务、抓“走狗”。大家笑着把小狗轰了出去。吴印咸正按快门，刘白羽的大块头把马扎坐塌了，弄出来的动静很大，毛泽东跟大家一样，听见动静都转过头去看。吴印咸只好重拍一张。一幅珍贵的历史照片诞生了。
拍照之后，毛泽东请朱德总司令讲话。朱德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不点名地批评说：“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全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我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以我看，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封，都要由工农兵批准。”
第二次会议时，萧军和欧阳山、何其芳、周扬等就鲁迅所走的道路是“转变”还是“发展”问题，发生争论。萧军认为鲁迅是“发展”而不是“转变”。朱德在讲话中毫不含糊地说：“不要怕说转变思想立场，岂但要转变，而且是投降。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法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朱老总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受到艺术家们的欢迎。
晚饭时分，暮色苍茫。毛泽东坐在窑洞前的石桌旁修改他的讲话提纲。
西北高原的夜空，星光灿烂。一些没有受邀参加座谈会的人听说毛泽东晚上要讲话，也来到杨家岭旁听。由于参会人员增加，会议改在中央办公厅小楼外的院子里开。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棍架起支架，悬挂起汽灯。画家罗工柳坐在毛泽东讲话的小桌子边，他听到毛泽东拿着提纲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哎呀，这个文章难做啊。”
汽灯放出银白色的光，一群小虫子围绕灯光飞舞。毛泽东站起来，手拿一叠毛笔书写的提纲，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讲话：“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添几把交椅，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我就答一下，看能不能及格?我答卷的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做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毛泽东态度谦和，侃侃而谈，给人的感觉是很风趣，既不指名道姓地批评谁，也不纠缠于任何具体事件，而是围绕文艺问题，着重于从理论上加以阐明。他具体讲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如何去服务”“文艺界统一战线”“文艺批评”和作风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萧军在当天的日记中评价说：“夜间毛泽东做结论……这是一个值得喜欢的结论。”
《讲话》别裁
毛泽东的《讲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是政治家讲文艺，又是文艺家讲政治，政治观中有文艺观，文艺观中带政治观，正可谓金瓯一片，革命文化卓然呈现。文学事关“亡党亡国”——这话别的政治家没说过，文艺家更没想到，只有毛泽东把文学提高到事关兴亡的高度。《讲话》规定了文艺标准，传达了毛泽东把“笔杆子”与“枪杆子”相结合的奇妙思路，奠定了革命文化秩序。《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重要范文，它构成中国共产党文化最具特色之一部分。
毛泽东对他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分在意。讲完之后，仍在不停地修改，直到一年后的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才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
——体与用。《讲话》之“体”，是列宁1905年写作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毛泽东让博古把这篇文章重新翻译出来，刊发在5月14日《解放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出“党的文学”的概念,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毛泽东《讲话》中关于文学的阶级论、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的党性原则等关键性立论，基本上源自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同时，《讲话》创新了列宁的文艺观，把列宁的原则具体化了，具有强烈的本土化取向。《讲话》中提出许多具体做法，属于“用”的层面。
——经与权。郭沫若评价《讲话》“有经有权”。这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觉得找到了知音，高兴地说：“这道理是对的。” “经”是必须坚守的道理，“权”是权宜之计;“经”是法门，“权”是方便法门。《讲话》中哪些是“经”?哪些是权宜之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毛泽东《讲话》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讲话》的核心观点，属于“经”的部分。胡乔木说：“《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这应该属于“经”的部分。毛泽东在“普及与提高”中强调普及，褒“下里巴人”而贬“阳春白雪”，属于“权”的部分。毕竟群众文艺是整个文艺中比较粗糙的部分，不属于精华部分，但在炮火连天、风紧云急的形势下，在以农民为主的欣赏群体的环境中，迁就民众的趣味以求普及，使得文艺发挥“群”的作用，文艺才能“有用”。这不是挫高就低，不是对艺术美的反动和否定，是时势使然。按照毛泽东《讲话》指引而创作的《白毛女》，从乡民之口，经文人之手，成为舞台上的经典，经历的是由土到洋、由俗到雅的提高过程。《讲话》中的一些观点不是从文艺审美出发，而是从当时的军事、政治斗争要求出发来讲的，这都属于“权”的内容。
——政治性与艺术性。毛泽东强调政治标准优先。“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政治”这个概念，其含义伸缩性很大，既可以理解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战略任务，也可以是某个阶段具体的政治任务。毛泽东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主要是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文艺与党的文艺。毛泽东期望党与文艺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他说：“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把文艺当作革命的一部分，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实现党对文学、文艺的领导，强调这是“文学的党性原则”。“党的文艺”的提出，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来行政权力与文化权力相分离的传统。
——文艺家艺术家与文艺工作者。《讲话》一上来就把“文艺”称为“文艺工作”，把艺术家、文艺家、作家等称为“文艺工作者”。这是一种位置的调整。文艺工作者必须调整角色，放下架子，做好“孺子牛”，当好革命的“齿轮与螺丝钉”。参加文艺座谈会的林默涵体会说：“艺术家要打碎‘艺术高于一切’的观点，到实际工作中去，并且是以一个工作者的身份真正参加实际工作。”
——歌颂与暴露。《讲话》中“引言”部分和“结论”部分都讲到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这是文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革命文艺队伍中产生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还有毛泽东对民间文艺、民族形式的倡导，强调本土意识，将民族形式引入文化领域……
延安文艺座谈后之后，“工农兵”“ 大众化”“孺子牛”“螺丝钉”“牛粪”“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些刚刚诞生的新词跟新句子，猛烈地撞击着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灵魂。作家严文井参加了文艺座谈后，说：“我觉得原来那一套不行了，得跟着毛主席走。”延安文艺即将脱胎换骨，诗人兴会更无前……
革命新歌剧《白毛女》
《白毛女》的故事，是鲁艺人从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传说中“化”来的。最早的传说是：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法力无边，惩恶扬善，主宰人间祸福。
晋察冀边区河北西北部也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某山村经常出现一个夜间显身的一身白的仙姑，村民白天供在庙里的供品，到了晚上就会被她取走。区干部听说了这个奇闻，决定会会这位“仙姑”，于是悄悄地带了几个民兵藏在山庙周围。夜半之后，一个白影闪身进庙。区干部喝问，白影子转身向他扑来，区干部开枪，那个白影子负伤逃跑。区干部带着民兵尾随追至一个山洞，发现那个白影子蜷身护着一个孩子。在干部的喝问下，一头白发的“仙姑”失声痛哭，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她17岁时，父亲被逼债而死，她以身抵债到了债主家，被强奸怀孕，债主不想娶她，还图谋加害。她逃进山里，靠吃庙中的供品维生和养活孩子。区干部和民兵把母女从山洞里解救出来，让她重新过上“人”的生活。
萧军1943年6月12日在一个故事会上听到过类似故事，简要记在当天的日记中：“白毛妇人，是一个被逐的怀孕妾，藏于草内，每夜以取庙里供品为生，后借自己是菩萨，被一侦察兵识破……”
最初，作家邵子南想用这个故事写一剧本，主题是发动群众，破除迷信。他将这个打算告诉周扬，周扬一听，来了兴趣，他感到仅仅以破除迷信为主题太低了。几经提炼，最后确定这个剧本应当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揭示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鲜明时代主题。邵子南写了几场脚本，因为不好，就退出了创作。后来委派王滨组织《白毛女》的集体创作。在创作中，王滨是主讲者，他的主意很多，每场戏都是他构思，搭出架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往里面加戏。从文学系借来的20来岁的尖子学生贺敬之先是笔录，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再创作。写到最后一场斗争会时，贺敬之说他这方面没有生活经验，于是推荐丁一(丁毅)来写斗争会的歌词。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形式，一边写剧本，一边由张鲁、瞿维、马可、向隅等人谱曲，一边由王大化导演排练。
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经过反复修改，反复排练，作为向七大的献礼作品，1945年6月在党校礼堂给中央领导和七大代表正式演出。
《白毛女》引起了轰动。这部新歌剧通过对民间传说的一番“改造”，对迷信中神鬼的一番“重塑”，对人物故事的一番“革命化”，直抵革命经典。从秧歌运动、《白毛女》开始，文艺工作者逐渐娴习文艺武器的理论与实践。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似繁花笑满春山……纪念碑一般的作品诞生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还“催熟”了一种新的文艺创作方式：集体创作。
文学创作通常是一种个体化的行为，革命者把它“集体化”“革命化”了。中央党校编排的《逼上梁山》、平剧研究院编排的《三打祝家庄》、鲁艺编排的歌剧《白毛女》，还有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等都是采取领导、内行和群众三结合的办法编演出来的，领导出题目，群众出生活，专家出技巧。集体创作的关键，在于众人参与，集中大家的智慧，各显身手;在于在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火花和灵感。这是一种革命思维和新的世界观在文艺创作上的投射。这是一种与个人创作不同的全新的文艺生产方式。
新传统：工农兵文艺
革命文艺的大门打开了。毛泽东伸手一指，指向工农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文艺，曾经为宗教服务、为宫廷服务、为士大夫服务、为有钱人服务、为自己服务、为艺术而艺术。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为工农兵服务”。对于大多数从事文艺的人来说，“工农兵”是很抽象的，毛泽东就这么鲜明地把具体的“工农兵”推到大家面前。
《八路军大合唱》的词作者公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说：“经过座谈会，‘工农兵’顿然成了一个熟语，‘兵’字缀于‘工农’后面，构成一个复合词，这是以往所不曾听见过的。”
呼唤“韩荆州”的诗人艾青，在文艺座谈会后说：“我第一次听到了为工农兵的论点。”
美术家王朝闻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说：“我在上海画画的时候，只晓得为革命，不晓得为工农兵，我是想一个空头的革命，不晓得具体的工农兵，从这一点上，我的脑子打开了。”
参加文艺座谈会和“枣园之宴”的作家舒群说：“在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们才认识到另一个道理，到底什么叫作‘面向工农兵’。”“当我们从‘亭子间’来到工农兵群众中间，面临新的人物新的事件的时候，真好像从另一个星球掉在地球上来似的。”
以《兄妹开荒》《拥军花鼓》闻名的李波说：“‘面向工农兵’这个口号，当时在我们脑子里特别新鲜，我们把这几个字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为座右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工作者的心里逐渐地、真正地有了工农兵的地位。工农兵的形象成为小说、舞台、诗歌、绘画中的主角——一改从前文艺作品中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花花草草的传统局面。民歌、秧歌、剪纸等向来都是野蛮生长，自生自灭，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术前所未有地上升到国家艺术的高度。中国历史上许多从来不入诗入歌入画、不能上舞台的人和事，被文艺家纳入视野，写进作品。前人装不进去的东西，被新时代装进去了。
中华文化在历史中沉淀出来的传统是儒释道，共产党和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传统：工农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