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世界，你为什么辽阔?
世界缄默。
现在，我远离了深圳，在宽阔的呼仑贝尔草原上走。我坐在飞机里的时候，就重复不断地想，我终于是一直向北了。
一直向北。一直向北。
在草原上，我走了二十多华里，没有见到一个人，只有各种各样变幻在空中的彩虹，女妖一样时隐时现。十公里内，我只看到一匹马。它低着长而发亮的头颅在饮水，溪水里的马头，波粼闪闪。
在草原上独自徘徊游弋的马，才是真正的傲岸高贵，所有的水和草，都等待着它蹄印的踏落。怀着多么博大的慈悲之心，草原为这匹马而宁静着。
从北又一直向南，我回到深圳。生活的轮转再次开始。在医院，我看见一个医生问病人，你哪疼。病人说不清，指着腹部，说这里面疼。医生恶声说，那么大的肚子，到底哪个部位疼?你说清楚。
训斥，使病人更加糊涂。
一个人的腹部，他自己说不清。这么大的世界，我们又怎么说得清。我们每天在走，整个一生，我们只是在它的身上画过了几条细线。
四十六年前，法国杳无声响、毫无抵抗地被德国军队占领。纳粹像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闻着花香一样，走在巴黎的大街上。萨特说，法国人被迫和德国人之间建立起某种可耻的、很难说得出的、休戚与共的关系。
法国人说不清楚他们在什么地方疼。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巴黎平民、烤面包的中年男人，他独自向南走，望到了阿尔卑斯山。他看见高贵洁白的雪。他突然发现，压迫了巴黎人将近四年的是德国军装上那灰暗的气氛。面包师向着雪山放声大哭，在白雪遥远的晶莹起伏中，好像看见炉火上正在变色的面团。他看见耻辱是完全有形的。
其实，相比巴黎被占领的四年，世界任何一座城市都同样疼痛，甚至惨烈。它被人群轰挤着、拥塞着。人的生存和艰难，使城市沉坠、下陷。它用大厦和灯光，咬紧着人。它是人手上的水泥猎物。人的手，世代进化，该抓住的，绝不会松脱。这种绝望的休戚与共，只有像庞贝古城，一瞬间被火山熔岩吞没。
在世间各种如日中天的持续耐力中，人是真正的优胜者，意欲抓住的，到死也不放手。
谁能进入每一个人的细部，看见那欲望之火的燃烧，就仿佛在深圳盛夏的中午，什么眼力能看见煤气灶里喷出的蓝火苗。
一棵弱小的黄槐，它那有限的阴凉下面，挤了几十个等巴士的人。他们都向着车开来的方向侧望。但是，他们之间却互相视而不见，讳莫至深，暗藏着他们心中各种形态的火苗。
城市，不是停车场和摩天楼房，它为那一夜出现的繁荣，替一切人隐瞒着真相。
庄子说，人所能用到的只是立足之地，那地界只是一双鞋的大小。而同时，他又说，山地必须空虚，才能放得下心神的不适。古人已经懂得了疏密的哲学，因而不断地携囊远足。虽然他们的年代，走到城郊就相当于走到呼伦贝尔度假。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的脚并没有明显地加大，而脚下的土地已日益地不安稳、不平坦，随时可能颠簸倾覆。
我们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我们要向宽广深远的地方走。生活太充盈了。我们需要空虚。
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同学痛切地告诉我，深圳和纽约一样，给人以万箭穿心的感觉。他要回北京去买一片荒坡。他说他需要一块空旷的地方，舔这些年的伤口。“东方紧张症”和过于嘈杂的环境，使我们黄色的伤口，愈合得极其缓慢。这个朋友已经去了北京。听说他现在已经有两间瓦房和五条狗。在临走之前，几个朋友一起看过霍夫曼的电影《午夜牛郎》。这是好莱坞有限的几部悲剧之一。那个同学说，男妓和咳嗽我都受不了，我是一个不能闪避的人。
我想象着北方满是茅草的荒坡。
我还是要问这个世界，你为什么声色不动，又秀丽辽阔?难道你明白我们不只需要立足，我们还需要躲避。我幻想着再看见那匹饮尽清澈溪水的马，带着被万物期待和注视的高傲。
在几年前，我写过一首诗。我说歌颂山河的人都死了，人只要歌颂我们自己。其实，用“歌颂”多么不当。这个词已经死灭。
世界无声无言，一边悲天一边悯人，从庄子直到今天。它顽强地保持着山形和地貌，像肥草和露水期待一匹孤独的马。我想再一次出门，向北，向东，向西，向南，去看看它的慈悲究竟有多么广大。如果它愿意收留那些不被城市收留的人，那些内心永远被火烧灼的人，我可能会在那个隘口停下来。
世界难道会只为个别避难者而秀丽辽阔?我怀疑这答案。
世界，它坚持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