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大捷后，部队挺进到胶济铁路一线进行整编。华东野战军正式编为一到十二纵队，却只有十一个纵队的番号，唯独缺了第五纵队。原来是有第五纵队的，可是开会时各纵队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不愿意要第五纵队这个番号，原因是西班牙内战时，有个第五纵队是一支特务部队，臭名远扬。从欧洲臭到了中国，所以这些野战军的领导们，谁都不肯戴特务纵队这顶帽子。华东野战军用这十二个纵队的番号，打了三年多的大仗，1949年1月才把纵队改成军。黎青所在的纵队番号是第七纵队，每个纵队都编有三个师，每个师下面有三个步兵团，也是按三三制的顺序来排列的。黎青所在部队变成了二十师六十团，驻扎在胶济铁路上的王村镇。王村镇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的地方。相传，蒲松龄当年在王村镇西铺村村口摆了一张茶桌，凡是过路的行人他都招呼喝一杯茶，不收费，却要给他讲一个狐仙鬼怪的故事。他从这许多故事中，挑出一些最有趣味的，编出了《聊斋志异》。黎青来到王村镇住下，抽空跑到村外去找蒲松龄摆茶桌的地方。他只听到了这个摆茶桌的故事，却没有找到蒲松龄的茶桌。王村镇外有一片白皮松林，黎青在松树林里转了一圈就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这时，团政治处收到了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的一份通知，要求每个团创办一份油印的小报，专门刊登本团的消息。宣传股股长吴亮领着一帮干事来找黎青，要黎青给团报起个名字，黎青指着大家说：“你们先拟几个出来，我从中画个圈吧。”大家一口气拟来了一长串，却没有一个他中意的，其中有一个叫六零炮的，把番号隐含在这种新步兵武器的牌号里面，又把这张小报比喻成了战士手中的武器。这个双层结构的思路，倒启发了黎青，他便把“六零炮”换成了“火箭”字样。当时同六零炮一道输进中国来的美制新式武器中，有一种火箭筒，是一种反坦克、炸碉堡的锐利武器。他渴望能拥有这种武器，更巴望把部队建设成一支能攻坚城、破铁阵的精锐部队，所以便撷取了“火箭”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个团报。黎青把这个意思跟大伙一说，大伙一起鼓掌，还叫道：“定了，就这么定了。”黎青说：“名字好不算，还要内容好，这就靠你们当编辑、记者的会写稿，会组织连队战士来投稿，这些事就归宣传股股长吴亮负责吧。还要找个会刻钢板的，要是钢板刻不好，再好的文章印出来都没有人看的。只有钢板刻得好，字写得端正，配上花边图案，报纸才显得漂亮，人才喜欢看。”
吴亮说：“你最好把二营营部书记陶家政调来，陶家政是小学教师出身，钢笔字写得好，让他来学刻钢板一定行。不过这个人二营不会放，得你政委亲自出马才行。”黎青说：“好，我帮你们去挖这个人。”吴亮又说：“还有师部的宣传科干事张苗生，他钢笔下的小人画得好，人见人爱，人见人笑。把他叫来，同陶家政一起来编报、排版，两个人肯定会把这个版面搞得活泼、吸引人的。再加上李锐锋，这个人文笔好，战士们的故事经他一写就活了。”
吴亮把《火箭报》的班子凑齐了，又来找黎青说：“我没有办过报，这《火箭报》在我手里真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啊。你原来是旅政治部的宣传科科长，旅部的《前锋报》办得好，你就教教我吧!”黎青说：“要办好团报，主要靠连队指战员的支持，这样吧，下次开会，我给连长、指导员动员动员，你们几个到连队采访时，要多多鼓励干部、战士把连队的好人好事，都给你们的报纸投稿。连队还有一些喜欢写稿的人，你们要特别发动他们、依靠他们、帮助他们，单靠你们几个人蹦蹦跳跳，累死了也不行。”
《火箭报》问世了，陶家政油印时，把“火箭”两个字加上了鲜红的油墨，“火箭”两个字在油光纸上像两簇跳跃的火花。报纸上刊登的消息都是连队战士们的好人好事。新主意、新人物、新消息，战士们看得高兴。《火箭报》一炮打响，出了名。军政治部副主任张崇文看后大加夸赞：“要继续搞好。”
《火箭报》出到第三十七期以后，便有三十几个团报找上门来要跟其交换。还传有位友邻师的主任，专门让他的宣传科把每一期的《火箭报》都送给他看，这些对黎青都是极大的鼓舞。所以黎青一有空就到宣传股去同这几个同志商量，怎么才能把连队写稿的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怎么发现新人物、新故事，怎么抓住大家议论最多的人和事，连同牢骚怪话，也反映上来。他们还买来漂亮的笔记本，发给这些人作为奖励。
一张扎根在战士中的通信网就这样一天天活跃起来，扩大起来。连队干部都以本连的好人好事能登上《火箭报》而感到荣耀。受到表扬的战士都把小报叠得端端正正，藏在自己的口袋里。到这年冬天的时候，军政治部专门颁布了对《火箭报》的嘉奖令。
但过了新年，《火箭报》受到一个致命的打击——没有经费办报了。
解放战争在山东打了将近两年的大仗，为了争取胜利，地方党委和政府把所有家当都豁出来了。现在部队已经转到外线作战了，根据地中心区早已被掏光，军队给养经费成了大问题。华东区党委指名要财政专家邓子恢来管理山东的财经工作，保证军队给养，保证山东党政军民都能生活下去，还要支援一部分钱粮给陕北党中央。
邓子恢把山东的家底查清后，定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供给标准：军队和地方的党政干部，每人每天三钱油、四钱盐。野战军打仗时，一天两顿干饭;不打仗时，就是一顿干饭，两顿稀饭，大米白面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在这种困难面前，《火箭报》要用的油墨纸张都被邓子恢的算盘珠子敲掉了，《火箭报》眼看就要停办了。亏得吴亮有心，他平时用油墨非常节省，还有可以用两三个月的家底，只是纸一张都找不到。黎青来到他们住的小屋里，看到吴亮像个伤兵一样躺在铺板上，紧咬牙关。陶家政和张苗生紧挨在他的身边，也是一脸的愁云。
这次，“砍”在他们头上的这一“刀”，从理性上说，他们是能接受的;从感情上说，却是怎么也扭转不过来的。
几天后，黎青突然又见到一张新油印的《火箭报》。
原来，他们把地主家的总账簿搜集起来，用总账簿反叠起来的纸来印报。于是，一张《火箭报》的正面写满了剥削阶级的剥削账，反面却是解放军生龙活虎的通讯信息。直到后来部队在春季攻势中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整编师，吴亮带着干事们同城市纠察队一起把国民党机关的油墨纸张都收集起来，一下成了“富豪”，《火箭报》才正常油印了。
解放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北京建了起来，《火箭报》被收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一份珍贵的收藏品。陶家政埋头苦干办了五年《火箭报》，在华东野战军第一次英雄模范大会上被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授予一等工作模范的荣誉称号。最可惜、最令黎青痛心的是，《火箭报》的主办人吴亮已在淮海战役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