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于东北、长于东北的人来说，实在无法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是“刑具”的一种，而且是仅强于死刑的一种刑罚。如果处死是极刑的话，流放宁古塔则是一种缓缓执行的死刑，算作钝刀杀人。
自古南人北流，约定俗成。本来习惯了南国温润气候的人们，披枷戴锁，携部下、带子女，顶风沐雪，餐风露宿，一年、两年行走在流徙的途中。遇大雪天，成堆聚于路旁，风把雪片压到他们披着的破衣或是兽皮上，很多流人未及到达目的地即因冻、饿毙于中途。
少数到达流放地的人，或是为奴，或为驿丁，或为水手，或分至官屯、边台等，终年劳碌，骨瘦如柴。其中安插至官屯、官庄中的最多，也最辛苦。清初诗人吴兆骞因科场案流放后不得空闲的生活：“非种田即随打围、烧炭。每人名下责粮十二石，草三百束，猪肉一百斤，炭一百斤，石灰三百斤，芦一百束。”得以返乡的流人们，回味这一段塞外人生，有感慨，也有不舍。但无疑，这个地方他们再也不想回来了，要不他们返回途中，跨过山海关，见到欢喜岭的一刻会“真如再生也”。
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摧毁你的可能是它，治愈你的也是它。
在笔者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时常听到一些父母、师长嘱咐他们的后代、门生：走吧，出去可别回来了。
这语气如同回到千百年前。
单从样子来看，在较为偏远的乡村，直到二十一世纪仍然是木障子、土炕，唯不同的是外墙用砖和水泥，屋顶用瓦。人们无事时坐在大门口，老人、孩子笑容明亮，似乎从未染过风霜。
近百年来的东北人民，该经历的，不该经历的，他们都经历过了。一个久经沧桑的人，要么从此返朴归真，要么一出生就老了。
也许是因为寒冷、空旷的缘故，时间在这里被稀释，拉长，又似乎被冰封、冻结，永远不会消融。
夫余、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民族，都以白山、松水为根，厉兵秣马，或独占一隅，或达于中原，或据江山半壁，或一统天下。
公元前2世纪夫余国建立，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个政权国家。前期王城在吉林省吉林市，后期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从公元前2世纪立国到494年，比起渔猎与游牧两民族，夫余国的农人们几乎是默默无闻地，在关东大地上躬耕了七百年，此后则更是悄无声息，或是完全被更加彪悍游牧、渔猎的光芒所掩盖。
鲜卑族是崛起于蒙古高原兴起于大兴安岭的古代游牧民族。386年拓跋部建北魏，439年统一北方，与宋对峙，步步紧逼，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北魏疆域，西至西域东部，东北至辽西，南过黄河涉淮河，越秦岭至淮南，从生产生活方式到社会制度都进行了全面改革，用非比寻常的世代迁徙的韧力，实现游牧到农耕文明的跨越。
源于东胡鲜卑的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于907年建国，947年，耶律德光南下中原，攻占汴京(今河南开封)，改国号大辽。1125年被金朝所灭。
1206年，蒙古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统一了草原，建立蒙古政权。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女真族作为北方渔猎民族的一员，经过漫长的酝酿，最终也登上皇座。完颜阿骨打(完颜旻)于1115年建立金，把北宋逼成南宋，但并未继续向南挺进。终于在1234年，金在南宋和蒙古南北夹击下覆亡。看上去像是一次轮回，金朝皇族也几乎遭受了北宋皇族同样的命运，完颜家族从皇太后开始，宗室后妃都被作为见面礼，孝敬给蒙古统率速不台。劫后余生的完颜氏大多改名换姓迁居或是隐居起来，只有一支避开蒙古人的搜捕，辗转回到金的龙兴地，上京会宁府，投入建州女真麾下，为清朝建国立下功劳。以建州女真为首的密林中的海东青，有着猎人特有的耐性，又历经近四百年，重新展翅，很快结束各部争雄的局面，1636年爱新觉罗•皇太极立国号为清，1644年定都北京，定鼎中原。
这些民族都以白山黑水为源泉，拥有广阔无垠的练兵场，战马纵横，枕戈待旦。一旦中原有机可乘，则长驱直入，若遇挫则立即由辽西走廊返回关东故地。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入侵，使中国面临严重危机，全民族团结一致，历经百余年浴血，一个多民族的中国再度兴起，关东一带的发展也进入崭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