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接待他们的领导，说这个月给答复，等忙完自己家的房子，就召集老伙计们去催催。菊书认定自己有胆有识，敢作敢为，是个帅才，只有丈夫周庚甫说，赵菊书啊，这辈子都是听了他的主意，又拿他的主意来领导他。
菊书承认周庚甫比自己有智谋，但再有智谋他也不过是军师，元帅还是她。赵菊书领导周庚甫，算上谈对象的那一年，整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菊书担着“剌货”的名声，有意无意地愈发刚强自己的性子，嚷嚷着说话，动不动就摔摔打打，她的闲事，愿意管的人不多。她还不肯撇下孀母弱弟出嫁，这无异于要求对方“倒插门”，家境、成分、性子，没一样好的，菊书纵然生得雪肤花貌，到底还是耽搁下来了。
周庚甫那个成分坏透的封建官僚家庭远在武汉，他一个人住在运输公司的宿舍里，正娶倒插对他来说无所谓。他虽说小学都未读完就去学修车了，却是个秀才，写得一笔好字，不知道从哪儿念了些弯弯绕在肚子里，说出话来新鲜有趣，更要命的是他能看穿菊书虚张声势的泼辣，不跟她争强斗狠，一味地柔顺，做小伏低，深情款款，菊书反倒被他撮哄得服服帖帖，没见两面就淌眼抹泪地把心里的苦都掏给他。
当年一无所有的周庚甫分担了菊书的委屈辛酸，于是，多年后，菊书给了他一个两儿两女、九间屋子的家。
菊书志得意满地笑谈丈夫当年的一无所有，周庚甫知道，菊书是在变相表达她的幸福和满足。可惜这种深刻而准确的理解力，在周庚甫提前退休后随之退化，他竟开始激烈反驳菊书：什么叫你给我一个家?这家是我们共同打下来的!
三
藤椅上的菊书，想起丈夫暴着青筋跟她争功，不觉心里一躁，可身子又懒得动，只是恨恨地用力拍打了几下扶手。谁都不能跟她来争，她豁出自己拼打来的家——丈夫，母亲，兄弟，儿女，甚至侄子侄女，都可以享用她的胜利果实，只是不能跟她争功!
婚后菊书跟丈夫一直住在西关大街铺面房的楼上，好不容易从供销社分到一套新公房，她让弟弟一家带着母亲去住了。老房楼上楼下又变得拥挤不堪，她那两双儿女噌噌地长，再也摁不到一张大床上了。
小女儿周爱冬上小学那年的冬天，周庚甫和赵菊书在灯下为落实自己家的房产政策准备材料。周庚甫写材料自然没有问题，写完了他看着赵菊书，那目光在无声地发问：平白地要回自己的房子，这可能吗?
赵菊书一把抓起他写的那摞纸，塞进抽屉，上床睡觉。她不跟丈夫讨论，甚至都不看丈夫的目光，看了会心慌，看了会害怕——菊书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她的泼悍就像荒野中走夜路人的叫喊，不过是给自己壮胆而已。
街道，办事处，房管局，铜墙铁壁，千坑万陷，也是一座天门阵!赵菊书人生最激烈也最辉煌的一幕就此拉开。
三十七岁的赵菊书，自然不再轻易撒泼打滚了，她敲开各处办公室的门，耐心地记下里面那些人措辞费解含义模糊的话——他们的话就是具体的现实的政策，对于政策要好好领会。菊书也没白受这么些年的政治教育，记下后回家和周庚甫深入探讨，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解释角度。当然，要让“他们”同意这个角度，还需要一些沟通。于是菊书带着些难得一见的东西，诸如香蕉菠萝哈密瓜上好的大枣木耳黄花菜等等，去跟他们沟通了。物质匮乏时代，在供销社系统工作的菊书拿出来的礼物，还是有些影响力的。
最终的结果还算理想，父亲买下的那处院子后面共七间房屋，四间无偿返还，剩下的三间，现在的租户不买，菊书可以购买。菊书全力拼凑够了二百八十块钱，拿到了一纸拥有房产的凭证。只是要把这张纸变成可以住的房子，还要颇费些周折。
七间房里住了六户人家，除了两家听说自己住的公房变成了私房，觉得不可靠，当即就打算搬家了，剩下的四户都不肯搬。当过街道干部的老司婆甚至警告菊书别得意，这事儿不定怎么样呢。
去法院是周庚甫的主意，菊书开始也听了，后来发现打官司是个陷进去就拔不出腿的泥坑，没完没了地调解，没人给个痛快话。周庚甫倒像是上了瘾，写的诉状被受理案子的法官夸奖了两句，他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谁知道那人反而判得更不好，他们连撵人的权力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