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1903)初冬，新科进士张瑞玑(字衡玉，号老衡)来到西安。他是与山西籍同年吴庚、马晋，一同以即用知县签分陕西的。
庭院里有一株老梅，虬枝苍古，瘿苔斑斑。
像是约好了，临近春节，老梅绽出点点红蕊。接着下了一场大雪，白雪映衬着，那一树红梅越发娇妍了。
早晨酒醒，支在床边的竹炉烧得正旺。瑞玑披一袭长袍，冒着严寒，伫立花下。枝头的梅蕊灿若云霞，雪地上散落的花瓣，一片，两片，三片……瑞玑回身进屋，提了一把铜汆壶，把散落的花瓣连同周围的白雪，一捧一捧掬到铜汆壶里。铜汆壶插入火炉，片刻的工夫就“活火激壶语”了。
瑞玑赏梅，也画梅。年少时喜欢画红梅、白梅，后来独爱“愈怪愈媚妩”的墨梅。这时他听着竹炉“壶语”，想起远在雁门的张友桐(字晓琴)向他索画的事来。正好书案上有半盂残墨，便乘兴画了一幅墨梅，又题五言古诗《画梅寄晓琴》。诗的后半说：
兴来画梅花，纷纷落墨雨。
恐落寻常格，不敢捡梅谱。
枯瘦任意挥，根株互横竖。
老杆蟠而曲，起伏如龙虎。
悬之壁上观，愈怪愈媚妩。
张友桐比瑞玑年长几岁，中举后在京师大学堂肄业，此时正作着代州中学堂监督。收到瑞玑的墨梅图，张友桐回赠一首《衡玉惠画梅谢之衡玉时官陕西》，诗中写道：“故人动高致，气逸无常格。乞梅画一枝，胜于千金璧。花香不空媚，干老不空瘠。韵奇墨亦奇，乃是玉壶液。”
张友桐后任山西大学文科教授，著有《西陉草堂集》。
一
古城下了一场春雨。
瑞玑与吴庚、马晋等四十名学员进入陕西课吏馆。一同入馆的，还有以即用知县签分陕西的新科进士：湖南王景莪、四川张运魁、广西李文诏等。
课吏馆是庚子后新政的产物，类似现在的行政干部学院，各省都有。主要职能是对候补官员和即将到任的官员，进行任前培训、考核等。按新政的规定，新科进士以即用知县签分到各省后，先要入课吏馆学习，才可任用。京师大学堂附设仕学馆，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各部主事、内阁中书的新科进士，入职前也要先入仕学馆学习。
在陕西，一些在职官员和秀拔之士也被选入课吏馆学习。譬如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新闻界一代宗师张季鸾，便是从三原宏道学堂选来的，只有十六岁，是四十名学员中年龄最小的。
陕西课吏馆开设于1903年春，地址在今西安市老关庙附近。馆内一应事务，由陕西按察使兼署布政使樊增祥掌管。按察使亦称臬台或臬宪，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等;布政使即藩台或藩宪，掌管民政、财政、考核官员等。藩台、臬台一肩挑，在晚清是很少见的。
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别署樊山，湖北恩施人。早年师事湖北学政张之洞，三十九岁外放知县，历任陕西宜川、富平、长安、咸宁、渭南五县。因“学问淹贯，办事精敏”，1899年以道员衔入直隶总督荣禄幕府，次年(庚子)八国联军侵华，国家风雨飘摇，樊增祥献计，荣禄派他秘密到西安，协助陕西布政使端方做迎鸾准备。两宫驻跸西安后，辛丑(1901)初施行新政，樊增祥在负责新政的督办政务处充任提调，并起草《变法诏书》。樊又是晚清著名的诗人。瑞玑初到陕西得遇这样一位上司，真是幸运。
开馆这天是1904年4月17日(农历三月初二)，樊增祥有长诗记之：
嘉辰送君入，宴坐雨中久。
东西列斋舍，南北开户牖。
贤人刚四十，一一识谁某。
升堂致吉语，禄薄意良厚。
上为国桢干，下为民父母。
“上为国桢干，下为民父母”，这是庚子国难后，朝廷和国家对新科进士们的重托。
虽然跟山西、山东、湖南等省相比，陕西课吏馆开设较晚，但因为主事者是熟谙州县、参与机枢、极具个性的樊增祥，便不同凡响了。
开馆之前，樊增祥就在课吏馆附设官报局，出刊《秦中官报》，并亲自题写了报头。官报起初是旬刊，转过年就改为五日刊，每期都分发到各州县衙门和学堂。改刊后，樊增祥作《秦中官报序》，指出陕西远在西陲边地，与东南各省相比风气开化得较晚，尤其是“士守陈编，商无远志，京沪诸报，贫者不购，迂者不观”。又说处当今之世，要想知道古事，莫如读书，要想知道今事，莫如读报，《秦中官报》应以秦中政事为纲，主要面向陕西官吏士商，办出特色，让读者生欢喜心，除尘俗气。不然的话，“虽强令州县购阅，不过人掷数金，增多炉灰一寸耳，遑冀行远乎”?改刊后的《秦中官报》生气扑面，除了省内发行，还寄售到其他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