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渐渐黑了下来，城堡上的风大了起来，景物变得模糊了。李松走下了城堡，进入了城市里。现在他对城市感到熟悉极了，好像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似的。他行经过一个石块铺成的长坡，前面有几个女孩在向前走，她们的背影让他想起米拉和她的两个女同学走过长坡的镜头。这个时候他又开始想念起了伊丽达。他的心里很是沮丧，刚刚和她分手，现在又开始了对她强烈的思念。他知道这算不上是爱情，也不仅仅只是性爱。因为米拉的元素，他对她的思念加深了，也似乎给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思念她的借口。伊丽达很快要结婚了，要成为人家的新娘，而他还在想和她亲热，还企图进一步接触她的身体，这似乎是一个危险和不光彩的行为。但这个道德的谴责此时不起作用了，对伊丽达的思念和欲望一波波高涨。
李松在一盏盏中古时期的油灯照明下，又来到了第一天来过的那个小酒店，那个带着菊花帽的妇人还是坐在黑暗的灯影里。他走进来，坐了下来。那个长笛手侍者走了过来，问他这几天过得怎么样。李松说还不错的。侍者说，有一个人想见见他，在这里等了好几天了。李松说：是什么人啊?让他过来吧。
一个戴着礼帽的阿尔巴尼亚小老头走了过来，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
“同志!你好吗?”
“我还好啦。”李松说。
“好得厉害吗?”他说。
“好得很厉害，非常厉害，Very厉害。”李松回答，心里奇怪老头这古怪的问候从哪里学来的。
这个小老头就会说这一两句中文，接下来全是山地口音很重的阿尔巴尼亚话了。李松听不大懂，还得借那个侍者的英语翻译。李松问他这几句中文是从哪里学来的，他说是1960年代中国的专家在吉诺卡斯特工作的时候，他给他们做过清理卫生的杂活，跟他们学了几句中文。他报出了好几个中国专家的名字，可发音不清，李松根本听不清楚是些什么人，再说即使听清楚了对他来说也没一点意义。老头说中国专家只是个开场白，他真正要说的是另一件事。他说在吉诺卡斯特城市后面的那座高山上，埋葬着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这个人是来参加建设吉诺卡斯特电视台的工程师，在安装高架发射塔的时候从高空坠下死亡的。李松问这个中国人是哪一年死的。老头说大概是1968年吧，他的坟墓修建的时间要晚一点。
老头说，坟墓修建好以后，市政府让他兼差做守墓人，每月还给他一点钱做津助。70年代初的几年里，经常会有一些中国人专门从地拉那过来，到山上去给死者献花扫墓。后来，就慢慢地没有人过来了。再后来，这里的市政府也忘了他是守墓人这件事，不再给他发津贴了。老头说，他现在已经老了，不可能再到山上了。他说自己老是梦见有一个中国人会来寻找这个坟墓，他一直在等待着，现在终于等到了。李松连忙说，他也对这件事一点没兴趣，他根本不是为了这事来的。老头说，不管怎么样，他无法再等待了。他说自己早已经画下了那个坟墓的位置图和路线图，按照这个地图，就可以在高山上找到那个坟墓。老头把那卷地图打开来，是画在结实的羊皮纸上的，墨水笔画的，像一幅故事里的藏宝图。老头不管李松答应不答应，起身快步走了。李松只得把地图收起来。
杨科第二天早上要被救护车送往希腊萨洛尼卡医院，李松前往送行。
在一排墙壁刷得雪白的病房外边，盛开的石榴树开得发出鲜红的色彩。天空上有一只秃鹰在盘旋，无声地上升到了天庭。从希腊来的救护车已经停在车场，两个穿着雪白护士服戴着白头巾的姑娘慢慢推出了帆布担架床，上面躺着杨科。杨科的眼睛被阳光和湛蓝的天空刺激得睁不开来。伊丽达推着担架床，她的眼里含着眼泪，她的未婚夫穿着白色的医生大褂站在她的身边。李松对杨科偷偷做了个喝酒的动作，他看到杨科的眼睛里又流露出快活的光辉。杨科的担架被推上了救护车，车门被重重关上了。那车里的女护士是希腊医院方面的人，鼻子很高，神情冷漠。车子开动了，李松看到天上那只秃鹰也远远飞去了。
三
就在这天的下午，李松正寻思着是否要在明天回地拉那的时候，他听到城里响起了枪声。枪声开始是稀稀落落的，后来渐渐密集，听起来好像是中国人大年除夕全城人都在放鞭炮似的。李松伸头到外面一看，只听得子弹的呼啸声和发射声，可就是看不见开枪的人。突然，他看见了一个持枪的人出现了，就在旅馆对面的马路中间，拿着一枝冲锋枪向天扫射，然后另一个人过来了，手里有一枝步枪，也向空中开枪。李松赶紧离开了窗边，这么密集的枪声，弄不好就会有流弹打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