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有名的法托茨·皮察。他是恩维尔·霍查的战友，是最早的革命者，一个老游击队员。他已经死了五年了，他的老家有一座他的巨大的铜像纪念碑。”她说着。李松看着她的脸，觉得她不像是欧洲人，更像是小亚细亚人。除了她的头发又密又黑，她的眼睛也又大又黑，而且眼眶上有浓浓的黑圈。她的脸上已有皱纹，但是遮掩不住她神情中透露出的贵气，她无疑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公主。
她的名字叫阿达·皮察。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丈夫是个医生。她现在没工作，但是她有药剂师执照。以前她在英国学的就是药剂师专业。她说过去她的父亲让她学药剂师她还不愿意，觉得自己不可能去干这些具体的事情。现在才知父亲是对的。在父亲的政党失去所有的权势之后，她已沦为平民。现在她因为有药剂师执照，才有希望找到一个谋生的职业。她正在学习做一个平民。
“阿达，我只是为了追讨一笔债务来到了这里，可我发现那个欠我钱的人是一个狐狸，我根本无法找到他。本来今天我就离开这里回布拉格，旅馆的账都已结好了，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走。”李松说。
“是啊，你没有走，所以还坐在这里喝咖啡。”阿达说。
“你这样说像是在谈论哲学问题。”李松说，“我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没有走。而且现在，坐在这里，看着夜色里有那么多的人心情愉快地走来走去，我可能明天还不会走。”
“你在布拉格做什么事情呢?”阿达说。
“我在那里做一点小生意。”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做生意呢?”
“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有啊，这里现在什么东西都缺，什么都要进口。你可以进口药品吗?”
“可以啊。什么药品我都可以做。”
“我不会做生意。可是我有很多朋友在医院、在卫生部。他们会帮助你的。”阿达情绪高涨地说着。
因为遇见了阿达，李松留在了阿尔巴尼亚。阿达带他到了卫生部，到了中心药检管理局，见到了很多人，其中包括迪米特里·杨科。不久后，李松注册了药品进口公司。就这样，他在阿尔巴尼亚一晃就过了三年了。
上午，伊丽达打电话到旅馆。看门人把李松喊起来到楼下接电话。伊丽达说杨科昨夜突然中风了，今天半身瘫痪，已经住到了医院。李松对这个消息倒不特别意外，因为他知道杨科的高血压的毛病已经很重了。他开车去了吉诺卡斯特医院，看见了杨科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身上吊着好几瓶输液。杨科看见了李松，眼睛眨了一下，看得出他的神志还很清楚。
李松坐在他的身边，看到他的曾经像是西瓜一样油亮的大脑袋现在皱了皮了，像是脱了水似的，一下子成了真正的老人。但是李松从他的眨巴着的眼睛看出，杨科的心情还似乎很不错，甚至还带着一种魔术师一样的快乐。李松向他做了个喝酒的手势，他看到杨科的一只眼睛里出现了赞许的光辉。
“杨科，来点伏特加?”李松说。
杨科轻轻摇摇头。
“来点威士忌?”
杨科还是摇摇头。
“康涅克XO怎么样?”李松说。
杨科不动了，看得出他的眼睛在微笑。李松心里想：这个家伙总是爱喝这种最贵的酒，只要不是他自己掏钱。他第一次在阿达的牵线下和他在酒吧见面时，他一连喝了五杯康涅克。
“他就是喜欢喝一点酒。他就是因为爱喝酒才会得高血压。”伊丽达对李松说。
“杨科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是一个最具人生哲理的喝酒笑话。他说以前有两个喝酒的朋友，一个为了省钱把酒戒掉了。过了五年两个人碰到了，戒了酒的朋友买了自行车，喝酒的那个什么也没有。又过了五年，戒了酒的那个骑上了摩托车，喝酒的那个还是醉醺醺的什么也没有。十年过去他们再次相逢，喝酒的那个开起了汽车，戒了酒的那个还是骑摩托。他问喝酒的你哪来的钱买汽车啊?喝酒的说我把这十年喝掉的空酒瓶卖了，换了一台汽车。”
在听到最后一句话时，伊丽达笑了起来。她说很奇怪，杨科是她大学里的老师，又是在检验局的领导，从来没有和她讲过这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