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说的秦岭，不是山，是个小镇。为什么叫秦岭?好像是解放以后的事吧，我看过介绍，但忘了。
2011年春天，我辞掉了第一份工作，一个在我所在城市的媒体当记者的行当。说不好吧，还行，同事多是刚毕业的屌丝群体，聚在一起，吃喝游逛，没有理想，没有未来，没有房子，没有爱情，更没有什么热水和空调，我们寄居在城中村，然后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跑出跑进，寻觅着所谓的新闻。日子就这么匆匆过了四年，也不错，天是蓝的，风是绿的，后青春的尾巴是透明的。说好吧，也未必多好，在那里，有人自嘲道，“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驴用”，也并非言过其实。此外，人还被分成三六九等(薪资待遇)，什么正式的、招聘的、全额的、差额的、台聘的、部聘的，根据有无正式编制、工作期限、学历等，再用绩效考核，把工资档次拉开。
我是一名普通师范生，大专文凭，无疑，是部门聘用，加之工作年限短，只能领到最低工资，可问题是我并不比其他人干得少。当然，各种福利，也是最低档。当正式员工领着一沓钱蘸着唾沫数的时候，我正为交过房租是喝东南风还是西北风而犯愁。于是觉得不公，于是感到拥有一份正式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那时候，我就决定了参加事业单位考试。可问题是我们是“3+2”大专生，后娘养的，无法报名，不能考试。后来，我同学串联到一起，去政府上访了几次，换来了考试机会。我搭上便车，参加了考试。第一年，没考上。不过当时也实在没有下功夫。一本书临到考前，粗略翻了翻。临时抱佛脚，佛脚早已无影无踪。不过当时抱得是，考上更好，考不上，至少还有混饭吃的地方。
第二年，也就是2010年，考上了。当时，看着同学一个个前赴后继，跟敢死队一样，踏进了体制，我也略有焦急，加之对某种不公深有体会，到后来，也不喜欢某些人事，有了赶快逃离的心态。
我是一边上班，一边复习的。采访任务重，颇为忙碌，早上六点醒来，看两小时书，再去上班。中午，自己胡日鬼一顿饭，吃毕，赶忙翻几页书。晚上，八点到十二点，再看四个小时。如此日复一日，整整一月。复习的书有《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还有教育法规。我最反感的就是《教育心理学》，那些定律、现象、人名、观点、著作，实在看得人反胃、排斥。我把这几本书从头到尾看了很多遍，抄了两本笔记，还做了一堆试卷。真是铁了心。初三参加完中考以后，我就再未如此点灯熬油学过了。到最后，把几本平展展的书都翻胀了，虚哄哄一堆。不过比起我那些同学，也不算什么。他们有的把书翻成了破烂，更有甚者，几乎能把整本书通背下来。
笔试结束，成绩尚可，面试，好像是第二名。毕竟我当过几年记者，场面也算经见过一些，面试自然不在话下。
然后就是分配了。我们“3+2”师范生，从比我高一届开始，就考试了，不过当时仅是形式，绝大多数师兄师姐通过了考试，分配到各地当乡村小学教师去了，除非个别没笊捞的，混迹于社会，隐没于体制外的江湖中。分配是大事，一辈子，就被那张纸“判刑”了。分的好，在城郊，或交通便利的乡镇(进城是不可能的，按政策，我们这一届，全部下乡，城里一个不留)。分不好，在偏远的深山老林，连个班车也没。进趟城，得两三个小时。没几年，估计就成了“野人”，说不准还成了光棍汉。所以，远近，对一个人的命运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于是，分配，这个时候就需要各显其能。怎么分?往哪里分?谁远谁近?里面有很多门道，说白了，就是后门。
当时，我也备了“东西”，背在黑包里，提着打印出来的个人简历和文学作品，三番五次找某领导。这领导是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亲戚给打了招呼。当然，领导很忙，见面真难，一而再，再而三，最后终于见了人，他收下了我的简历和作品，拒绝了我的“东西”。我硬塞，他不要，几番推诿，他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无奈之下，我只好拎起东西，出门时，他说，好好干，小伙子，好好干。我云里雾里，没搞清他让我好好干什。他又说：你去吧，我知道了。我背着沉甸甸的东西，出了办公室，心里发虚，毕竟他没有收任何我的东西，他帮，是人情，不帮，是本分。一会又安慰自己，他说知道了，意思是这事他答应了。再说我给他放了一堆我的文学作品，我文章写那么好，我才情万丈，文思泉涌，提笔有神，下笔成文，他总得重视一个人才、一个笔杆子吧。如此一想，心里踏实了八九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