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边上班，边等着分配。
就在分配消息出来的上午，亲戚还说，你放心，说好了，就是郊区。可当我下午领到分配单时，傻眼了——秦岭乡。我霎时就懵了，不是事情说好的吗?不是郊区吗?为什么是秦岭?为什么不是别的乡镇?我旁边，同宿舍的舍友攥着分配单，浑身发抖，正在打电话咒骂那个给他办事的人，因为这几年，为了帮他搞份工作，那人已拿走了他家四五万元，这次分配，那人信誓旦旦说，事已办妥，一定分到郊区。结果，我的小伙伴和我一样糟糕，分到了另外一个偏远乡镇。
我们两个走在春寒料峭的街道，欲哭无泪，无能为力，如丧家之犬，看着狗屁一样黄的太阳，把万物涂抹得肮脏不堪。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像一条河流，已经卷来，我们已被淹没了。我们这群农村出生的孩子，有些事，命中注定，我们曾挣扎过一阵，试图改变前程，但无济于事，结局还是回到那莽莽大山之中。我们走了许久，有些乏了，有气无力坐在马路边，诅咒着那些人，以泄私愤。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这是命吧。于是，从那时起，我们就认领了各自的命运，就像从某只手中接过了属于自己的未知的包袱。
二
我是在四月回到秦岭小镇的。
四月，秦岭最好的季节，万物脱胎换骨完毕，焕发生机。我背着包，提着用退回的三千元押金(刚入职记者时，按单位规定，要交押金，我们自然没有这笔钱，单位就在工资里每月扣除)购买的笔记本电脑，坐上了前往秦岭的班车。躺在满是油渍的靠背上，在能颠出心肺、颠烂屁股的公路上，思绪万千。我从一个体制外的城市记者变成了一名体制内的乡村教师，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想了很多，喜忧参半，喜的是挤进了体制内。用同事的话说，在体制内哪怕做一条狗也好，至少不用担惊受怕每月被绩效考核。当老师，虽不是金饭碗，但至少有一只饭碗了，哪怕是铁的铝的塑料的甚至纸的。忧的是从城里回到了乡下，老家人常说“宁做城里的狗，不做乡下的有”。故乡的人，都在设法离开这片土地，挤进城市，而我却在逆行。以后，我将在这穷乡僻壤里像一株蒿草一样推天度日了，直到最后，在寂寂无声中被苍老收割，被黄土掩埋。至于别的，我还想了什么，我都忘了。我只记得那条归去的路上，两侧长满高大梧桐，梧桐开着淡紫色花，像一串串喇叭，吹着绵长的春风，为我送行。梧桐后面，是雪白的梨花、樱花、杏花，还有黄到流蜜的油菜。粉红的桃花谢了，落英遍地。远山上，绿柳飘荡，洋槐吐叶。川道里，地膜泛着白光，横横竖竖。
大地把最灿烂多情的色彩全盘托出。大地不知道在这色彩缤纷里，一个青年的万千思绪，并不比它逊色多少。
我就在这样一个季节回到了秦岭。
小镇依然。黄牛套着犁具，被牵着去种洋芋。黄牛拉着稀里哗啦的粪，在水泥路面上开出了一溜黑黄的花。三条腿的野狗在街道上一瘸一拐走着，寻觅食物。路边的土坯房刷了白灰，用以遮羞，但依旧掩不住院内的衰败。正午的阳光泼在小镇上，像刷着一层亮漆。
小镇依然，还是我回家时经过的模样。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横在两山一沟中间。一千七百米的海拔，让这里的植物比川里晚了半月。
小镇不知道一个人回来了。回来与否，似乎与它无关。它活在年复一年的疲惫当中，哪有心思去过问我呢。
我走进秦岭中心小学的校门时，是正午，学生已放学，回家吃饭去了，只有乒乓球案上，团着几堆学生，摔画片玩。我认识的一个老师接待了我，放下行李，寒暄了一阵，然后去镇子上吃饭。臊子面，没有臊子，一碗六块，很扎实。
下午，我见了校长，把干部派遣表啥的，交给了他，他没说什么。当我走出办公室时，男教师们站在二楼护栏边，齐刷刷瞅着校门口，原来同时新分配来的一名女教师也来报到了。学校的男教师总是对新来的女教师充满好感，因为学校光棍不少。但遗憾的是，紧随其后的是女教师的男朋友，扛着一堆被褥。男教师绿着眼珠，唉声叹气，怨声载道，颇为失落，陆续回了办公室。
我们同时分配进来的有三个人，我，刚才那女的，还有一个男的。女的，学校给分了一间宿舍。男的，本就是镇子上人，回家去住。唯独我，没有宿舍。因为校长说，学校住满了，让我自己想想办法。我给父亲打了电话。几番联络，最后联系到镇子上一个亲戚，他们两口子都进城打工了，长年在外，孩子也在城里念书，大门长期锁着，让我去住，顺便给他们看门。在那个亲戚家，我念初三时，曾吃过半学期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