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主任给我们安排了工作，我们一边协助其他教师整理“两基”迎国检的材料，一边暂时代替有事的教师上课。给我安排了五年级一个班的语文和三年级的美术。
从那天起，我就成了一名教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教师。即使在师范上学时，站在台上试讲，我也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会成为教师。教师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搞不清楚，或许，唯一能说清的就是有了个正式编制的饭碗，再无其他。
四月的风，开始暖了。春光万里，无限辽阔。
春风会把我吹成什么模样?我搞不清楚。
三
在学校教书，日子是被切割成块的。几点上课，几点下课，都是固定的。人如同一架调好的闹钟，到时到点，就响，过点了，便悄无声息。
每天，早上七点，起床。院子围墙边，有自来水。接水，蹲在廊檐下，刷牙，牙膏沫落在花坛里的一株玫瑰和一棵一人高的山丹丹花下，时间一久，地上白花花一层，返碱一般。旁边滴水窝里，住着一家蚂蚁，我刷牙，它们就在牙膏沫里洗漱。顽皮的，跳进去，洗个澡。洗漱毕，去学校。五分钟路程。出巷道，沿小镇的街道向东走，左手，就到了。
我出巷子时，住巷口的男人背着一背篓青草回来了。背篓口，青草的穗子均匀铺下来，芦苇、冰草、猫儿草、紫花苜蓿，随着人的步子，一起一落，很有节奏。他的头窝在青草下，只能听见走路的吭哧声。他是头上长了一山草的人。街道上，阳光透过湿漉漉的洋槐叶子，湿漉漉地泼在湿漉漉的水泥路上。驴粪是新鲜的，牛蹄印是新鲜的，就连肥公鸡带领的一群“嫔妃们”也是新鲜的。在小镇，七点多出门的都是懒人。我也是懒人。
到校门口时，校园已塞满了学生的喧哗声和朗读声。
七点半吧，我记不清了。跑操，全校师生，在校外的大戏楼场，喊着一二一，绕圈圈跑，头咬着尾巴。校长也跑，在圈子中间，退着跑。我们是新人，无班可跟，随在队伍尾巴上，跟着跑。
早操结束后，在语文组办公室，泡茶，倒水。去校门口小店买个鸡蛋夹饼。偶尔也有烤串，但太油腻，我吃不惯。饼子皮烤得微微发焦，一刀两半，夹上油煎鸡蛋，挺好吃，也不贵，一块五。店里还经营着凉粉。一碗两块，也算便宜。要一碗，坐下来，调上醋，泼上辣椒油，放上盐、蒜，淋几滴荏油。一碗酸爽可口的凉粉下肚，感觉整个上午都是舒畅的。生意是街道边上这户人家的儿媳妇做的，反正闲着，便给临街一间屋开了门，拾掇成早餐店。店很小，三五张桌子，八九把凳子。吃的，多是老师和学生，偶尔有过路人。店虽小，不过在这样的小镇，也算是独此一家了。
随后是跟自习、上课。
第二节课后，做广播操。值班老师站校园吹哨子。一声接一声，催命似的。学生按班级，排成两溜，跟着广播做。各班班主任和代课教师站在最后，也跟着做。两遍操，结束后，值班老师喊：解散!学生疯了一样涌往教室，真是万马奔腾，尘土飞扬。我们上学时，也是如此，解散后，没命一般，往教室冲，冲个第一名。现在想来，就算冲了第一名，有何意义，实在想不明白。
十一点五十，放学。镇子上的孩子，吆喝着，三五成群，回家吃午饭去了。家远，回不去的，在教室就着凉水，啃干馍馍，然后写作业。写毕，到操场打乒乓球。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上附中，直到初二，中午都是回不去的，也是喝凉水，啃干馍。看着他们沾满泥浆的手上举起的碱面放多了有点发黄的馍馍，我就想起了童年时的我。恍惚间，那个背对黑板、啃馍写字的少年，或许真是叫王选的孩子。十多年了，时光在重复，在循环，一切皆是旧时模样，一切都未改变，就连记忆，也藏于时光深处。
教师是有灶的。三分之二的教师上灶，三分之一，自己做。上灶方便，到点去，提着饭缸去，一吃，嘴一抹，厨房旁的水龙头把缸子筷子一涮，就可以走人了。上灶，每月伙食一百二，一天五六元，够便宜的，那时城里一碗牛肉面，都快六元了。做饭的大师傅是一个民办教师，以前教课，后面，不知什么原因，做起了饭。后来有一段时间，她生病，丈夫顶替她。她丈夫做饭油重肉多量大，毕竟是男人嘛，大手大脚，但味道就粗糙多了。每月有两名老师值班，一是收伙食费，一是周末在城里采购下周用的食材。购买了什么菜，就决定了这一周吃什么饭。伙食还算不错，中午面条，什么臊子面、炸酱面、凉面、西红柿鸡蛋面，换着花样做。晚上一般是炒菜，馒头。炒两盆，一盆一个样。隔三岔五会来顿肉，解解馋。每天，端了饭，隔壁餐桌太小，挤不下，加上有校长，很多老师便端着缸子蹲在厨房门口吃。排一排，吸吸溜溜，呼哧呼哧，叮当作响，好有气势。一个月下来，我竟肥了五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