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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德昌是在朝鲜战场上认识的。那一年冬天，三连的卫生员牺牲了，上面给我们调了一名新卫生员，他中等个儿，瘦瘦的，浓眉大眼，脸上带着孩子气，但说话掷地有声，干脆利索，雷厉风行，走起路来腾腾腾，似乎脚上带风，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给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报告连长，我叫李得娃。战土们都笑起来。他两手在一起搓，略显羞涩地说，你们早上战场一天，是我学习的榜样。我问他，你知道在战场上，当一名卫生员意味着什么?他回答说，宁可牺牲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我拍了一下他嫩稚的肩膀说，回答正确，革命军人就要有这种精神。后来，接触时间长了，我知道他是陕西人，十五岁参军后在卫生学校学习半年，是几天前跨过鸭绿江的。他是家中的独苗，本来参军的时候，他娘眼泪汪汪的，有些不愿意，说她生了五个孩子，保住命的只有一儿一女，万一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李家的香火断了咋办?他爹却似乎没想过这些事，说，美国鬼子打到家门口了，去好好给我打，要不咱过不了安生日子。就这样，拉着毛驴送儿子到了县城，让儿子胸前戴上了大红花。他爹知道他是当兵的料，胆子大。1949年，在他的家乡，西北野战军和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决战，打仗期间，他就跟着爹帮解放军运送武器和伤员，子弹从耳边嗖嗖擦过，也没停下脚步，日夜奔波，已听惯了炮声和枪声。他说在秦岭山中砍柴碰见狼，他就挥动砍刀，把狼都砍死了。他说美国鬼子就像狼，听起来怕，你真正跟他打起来就不怕了。我们都被他讲的故事逗笑了，夸他这个比方打得好，我们志愿军千里迢迢来到朝鲜，就是来对付美国鬼子这个野心狼的。他的名字是我给他改的，我说，你们陕西人就爱叫个牛娃狗娃猫娃啥的，给你取个大名，就叫李德昌吧。战土们都说这个名字好。他也觉得这个名字好，当时就打开日记本记了下来，似乎不及时写下来，就会忘了。我告诉他，我和他一样也是贫苦农家出身，只不过早他五年参军，参加的战斗多，比他大五岁。他给我投来敬佩的目光，说大哥你是英雄，向你学习。我便称呼他小李子。
从此后，我和李德昌熟络起来。作战间隙，我们就在一起聊天，一旦战斗打响，我要带领战士们打冲锋，他要救护伤员，就各自忙碌起来。我们还相互留下了家庭地址，以便在回国后联系，就像现在彼此留电话号码一样。当时战土们都是这样，因为战场上瞬息万变，参加一场战斗，不定谁就会成为烈士，留下家庭地址，就是好通知其家属。战争年代，情况特殊，有的战士可能刚参军，和大家还没熟悉就牺牲了。有一天，我和李德昌、指导员高逢安、三排长吴大勇在山坡上边晒太阳，团里的通讯干事来到我们连采访，提议给我们拍张合影，我们高兴极了。后来我们四人各拥有了一张照片，至今我的那张照片还夹在家中墙上的相框里。
有一次，我们连坚守一个无名高地，整整打了两天两夜的仗，饥饿、寒冷威胁着我们，头顶上敌人的飞机像乌鸦飞过，扔下一颗又一颗炸弹，我军的伤亡很大。李德昌穿行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并把重伤员背下战场，背不动，他就拖着伤员一步一步前行。他身材虽然瘦小，但特别机灵，虽然一次一次上战场，但从来没受过伤。他常说，美国鬼子的子弹打不中他。还有一次，炮弹在阵地上轰轰响，炸得尘土飞扬，半响没有声音。我想伤亡可能很大，没料到李德昌抬起头，抖落掉身上的泥土，大声喊：我还活着!事后我们才明白，当时，他正在给一名战土包扎伤口，见有炮弹落下来，就扑在了战士身上，算是和死神擦肩而过。我们都说，这小子命真大!
李德昌受伤是在半年后。那是冬天的一个傍晚，寒风吹着，我右胳膊挂彩，李德昌给我包扎，空中传来敌机的轰鸣声，我大骂着美国鬼子如此猖狂，一天轰炸十二次，一颗炮弹就落在了我们身旁，就在我下意识就地卧倒的同时，感觉有人压在了我身上，原来是李德昌。身下的我安然无恙，李德昌却受了重伤。我再见到李德昌是在离阵地两千多米的临时医院，只见他躺在担架上，头上、身上裹着绷带，脸上露着一对紧闭的眼睛，昏迷不醒。棉袄棉裤上有大片大片的血迹，两名女护士正含着泪给他脱衣裳，擦拭伤口，棉衣上两个大洞。我问小李子伤势重不重?医生说，身上有弹片，右腿炸断了，需要马上做手术，就看他的意志力了。我摸着李德昌的脸，哽咽着说，李德昌，你小子连狼都不怕，怕啥，你要给我撑住呀，我要见到活着的你。就这样，李德昌就被转到后方医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