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气急败坏进店。我感觉后面小魏愣在那里。好一刻，才听到他将空酒瓶子重重摔在地上，喊：“操，见鬼啦!老子哪一点对不起你了?啊?啊?啊?”
也许我对他粗暴了，但你知道，我是有原因的。我已经够难受的了。他也不该对“特别区”的倒闭这么幸灾乐祸。但他开始跟我较劲了，干活偷懒，我觉得他越来越像那个王さん了。他也经常把“王さん”挂在嘴上，还有“老鼠”。“老鼠生来打地洞!不，挖墙脚!再高的楼也会被打塌!”他恶狠狠说。
与他同住的人也说，他晚上不肯睡，坐在棉被上，一遍遍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他没什么文化，居然懂得这句话。同住的人笑他：“你是陈胜啊?”他仍然说，很认真的，就像他以前工作那样认真。他还唱，唱起了“文革”时那首“造反有理”的歌。他这年龄，并没有经历过那时代，他怎么也会唱?接来，他还唱起了《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简直莫名其妙。他一向兢兢业业，是个好雇员，对店里的事很热心。他很认真，也许也因此太脆弱?
我让他回家，多付他半年工资。他不干。他一定要来上班，上班就捣乱。好像他就是存心来捣乱，毁我的店的。
一天，警察也到我店里来了。好在我的签证还有效，其他人也都没过期。警察说：“毕竟首都来的。那些福建来的，真是让人搞不懂哪!”
我趁机探听“特别区”那事件的结果。警察说，那个阿部没有死，被抢救过来了。“可是，让我们诧异的是，他们居然都说：‘わからない(不知道)’，好像习惯于这么说了。再审，就是‘どして(为什么)’。就这两个日语单词学得不错嘛!那个负责接待受害者的社交员，茉莉吧?她说：わからない，我是从厨师手里接过杯子的，至于杯子有毒，我又不是洗杯子的，どして我要去检查?那个厨师说：わからない，药又不是我放的，至于清洗，我之前已经洗过了，どして要再洗?”
警察忘了说了，还有一个叫叶子的没有被带走的女孩，她说：我不知道，他又不是我的客人，为什么我要去救?
“……最后只能处理妈妈さん了，”警察颓唐地抓抓脑壳，“是她放的老鼠药。”
小魏钻出来叫：“不是我放的!”
警察愣，询问地盯着他。“老鼠药!”他又说。
我连忙说：“他是说……日本不应该有老鼠的……”
“是啊，那妈妈さん也有苦衷呢。要是尽职尽责，把卫生搞好了，哪里会有老鼠?你们这里会有老鼠吗?”
小魏道：“有!”
他居然引警察去厨房。找到了老鼠屎，我简直不相信，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店里居然也有老鼠了。我不寒而栗。警察皱着眉头走出来。到门口，他忽然想起什么，回头又说：“好像你们中国人互相都仇恨着。那个店里的人，互相之间都有仇恨。因为有仇恨，所以都觉得是别人的错，毫无自责之心。”
小魏冲出来，叫道：“你们日本人就没有?你们杀了多少我们中国人?就不让我们仇恨?”
他的日语不足以表达这么复杂的意思，警察没听清楚，问：“什么?”
我又赶紧打圆场。警察又嘟哝：“谁都觉得自己没有责任，可是谁都是罪恶一环，于是就造成了大罪恶。怎么就没人想到罪恶到我为止呢?”
警察的目光从我脸上掠过，我一惊，难道他知道我是告发者?这里也是罪恶一环。欧阳说，她得很坦诚。她为什么要对我说?也许是内疚?也许是说明自己已经悔过了?或者标榜自己已大彻大悟?
其实那种情况，我们已司空见惯。她又说。即使我们想着自己有责任，但是当我们别人也有责任，我们就觉得自己可以不必负责了，我们就会赦免自己，最后觉得罪恶都在别人了。比如在外面，中国人干坏事，往往会说，当初日本人侵略中国，犯了多少罪。甚至说，我这只不过是讨还补偿。
难道不是吗?我跳起来，反问。难道不是吗?日本人坏透了!
我为什么这么激动。难道是因为我的处境?明白地说，所以我在日本混得不好，是因为日本人。我来日本是企图做石材生意的，也就是把中国的石材经过加工销售给日本。但是日本人百般压价，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物产就应该廉价，中国人的劳动力就是不值钱，他们仍然歧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