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交稿那天是周三，等了三天后，周六的专刊上，是我那篇企业家的专访。
我去问主编，他摇了摇头，说，这事就算了吧，那个稿子你也不要外流出去，为你好。
为什么?
唉，你都没看，那企业的股东里有我们的一个大广告商，我们的工资都得靠人家发呢，这个要是发出来，咱们俩都得出去找工作。
我无力争辩，和主编一起无能为力地骂了两句，感叹了一下人在人群中的无奈，就下班了。走出报社后，我站在高楼大厦中间，一阵阵晕眩，脑袋中如强风刮过，一阵阵呼啸。
这种晕眩已经很久了，我从没有在意过，这次仍然觉得是心情不好导致的，人嘛，总会在事情开始的盼望与最终的结果间有落差，心理再强大的人，也会在身体上有反应，尤其我这种郁郁不得志的人，这种晕眩可能就由此而来。
回家后，在沙发上一躺，什么也不想干。
李菘菘打篮球回来，进屋就嚷，爸，你猜我今天进了多少球?
进了多少球重要吗?你大学毕业，不考研也不找工作，你想干什么?让我养着你吗?
李菘菘仍然一脸是笑，说，爸，我不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吗?你总不能让我送外卖去。考研有用吗?研究生毕业送外卖的不也很多吗?你要不信，今天咱们随便点几单，来一个外卖员就问学历，看里面有几个硕士、几个博士?
我和儿子做过类似的事情，那天点了十单外卖，里面两个硕士，四个重点大学的本科，另外四个说不便告知，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学历。从那次以后，我也不再要求儿子考研，觉得只要他高兴就行。
儿子看我又提到这些事，知道我心情不好，就躲进自己的房间打游戏去了。
我在他的这个年纪，充满了幻想和奋斗的动力，现在经济条件好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孩子们都没有动力。这样比较的话，杨小小比我儿子强多了，至少知道准备考研。
我很快就帮杨小小找到了导师，刘教授，我一个大学同学读博时候的校友。我为了初中同学托付的事情，摇到了大学同学，大学同学又摇到了他读博时候的同学，想想吧，我也是尽力了。
我和大学同学一起请刘教授吃饭，郑重地将这件事情托付给他，他答应得很爽快。饭局后，我将事情告诉杨青松，他很高兴，说他再请一次，让我把刘教授约出来，他再带上小小，大家一起见一下，这样就把小小考研的事情托付给刘教授了。
我觉得是个不错的主意，就让杨青松等我的电话，我来安排这件事情。
我打电话给刘教授约时间，他淡淡地问了一下杨青松的职业，我说他是县城的一个小旅馆老板。刘教授说，李主编，那么远，不让人家来回跑了吧。
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我大学同学为了烘托我的身份，直接把我说成主编。这也没什么，在很多场合，职务都是被口头提拔了的，大家就算知道了底细，也都觉得正常。
起初我还觉得，刘教授是体谅人家。后来和我大学同学说了这件事情，他笑着说，老李啊，饭可不是随便吃的，你要说你请还凑合，你说你那个同学请，你想，人家一个知名的教授，去吃一个十八线小县城旅馆老板的饭，你觉得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啊，都是人情嘛，感谢他能照顾人家的孩子。
感谢的方法有很多种啊，你不要用人家不喜欢的感谢。
我明白了同学的意思，也不好意思再跟杨青松说这事，就从他给我的九万元钱里，拿出来了两万多，给刘教授买了烟酒，去送礼的时候，心里一阵别扭，觉得这些俗物会玷污了教授的清高。
我把东西直接放到了教授小区的门卫那里，省得见了面让这些俗物弄得两个人尴尬。放下后给刘教授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一阵推辞，知道我已经走了，就没再继续推，让我把他的电话给杨青松，让杨小小主动联系他。
我以为这个事情管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没想到，隔了不到半个月，意外接到刘教授的电话，他说，李主编啊，你那个朋友的女儿，杨小小，我要给她专业课画重点，她不要，她说她要公平竞争，提前画了重点，对别的考生不公平。
我也觉得很奇怪，杨青松托人找导师，不就这个意思吗?怎么杨小小还觉得不公平了?
我只好给杨青松打去电话。
四
杨青松做传销的时候，卖的是螺旋藻，包治百病，可以替代一切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