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夏，国立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联合筹办“暑期学校”，即在西北大学举办讲习会，邀请学者名流来陕讲学。而在当时文坛与学界已负盛名的鲁迅便位列受邀来陕讲学的队伍之中。至于鲁迅的此次西北之行，则还要从“国立西北大学”说起。
一
国立西北大学，是由当时主政陕西的军阀刘镇华于1923年设立的。而在此之前，1921年曾由陕西督军张凤翙设立过西北大学。
其实，西北大学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其地址在当时西安市东厅门。此后，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下，陕西又相继成立了陕西高等学校、陕西法政学堂和三秦公学等。这些学校的创办为此后西北大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12年春，就任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的张凤翙，鉴于西北教育落后、人才缺乏的现状，提出创建西北大学，成立西北大学创设会，并毅然致函教育部，认为创建西北大学关系“现时之建设”“未来之建设”“外部之防御”，慷慨历陈其重大深远之意义。在得到甘肃、新疆的大力支持后，张凤翙即全力投入西北大学的创建工作中。
然而，要想在当时经济、文化发展还比较落后的陕西创建一所大学，其艰难正如当时西北大学文科学长崔云松所言：“为建设人才计，为大局根本计，于点金乏术之时，勉为朴棫作人之举，设立此校，召集英贤，试思去年由法政学校改为法政大学，扩为西北大学，其筹划之苦，期望之深，有非言语可以形容者。”而此艰难程度，从其当时校舍安排也可窥见一二。开始，拟在西安市桥梓口以北建设校舍，但受制于当时陕西财政困难，未能如愿。至1912年开学时，没有办法只得借用原来各校校舍就地开展教学工作。当时，文科在报恩寺街南教场;农科初在举院后枣刺巷，后转至原农业学堂旧址，也就是现在西北大学校内;预科在东厅门陕西大学堂;印刷所则在西五台庙内。
虽说创建前后饱受种种挫折，但其开办后，还是吸引了省内外众多学生前来应考，全校第一届就招收了五六百学生。为了鼓励学生刻苦努力，学校采取多种方式予以褒奖，并积极鼓励学生考取留学生出国深造，为大西北将来之建设发展贡献才智。1913年，西北大学少数学生考取留学生，东渡日本留学行前，文科学长崔云松著文送别：“经此层层困难之阶段，始有此校之成立，始有诸君之就学，始有选派诸君出洋之盛举……”
然而，1914年6月，陕西政局再次发生动荡，张凤翙被袁世凯以扬威将军的头衔骗调北京，而掌操陕西的权柄便被袁世凯所安排的亲信陆建章把持。适才起步的西北大学即遭厄运，原校长钱鸿钧被捕，继任者为关中道尹宋焕彩。虽然宋焕彩校长竭力勉励全校师生安心教学与学业，但时局的震荡早已无法安放得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众师生难以安心校园生活，以至于到1915年春季开学时，在校学生只剩下一百多人。鉴于此种情况，开学不久，陆建章便将西北大学予以撤销，改其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
1918年，曾经穿行于各军阀势力之间的河南籍军阀刘镇华，进入陕西，并担任陕西省省长。来陕之前，刘镇华就在河南等地搜刮民脂民膏。深谙官场之道的刘镇华来到陕西后便开始极力借助各种时机壮大个人势力，最终于1922年4月从冯玉祥手中接过督军的职务，以“西北王”自居，横征暴敛，与来陕前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致使三秦大地怨声载道。
面对刘镇华的各种压榨盘剥，1921年底至1923年11月陕西掀起了一系列的驱刘运动，特别是文化教育界的斗争更为激烈。例如，由陕西籍在京学生创办的共进社，就经常在其刊物《共进》上刊登各类抨击军阀刘镇华的文章。而陕西教育界也就刘镇华克扣教育经费，于1922年3月专门派代表赴京控告。当年6月，陕西籍旅京学生联合会更是直接“上书”北京政府，要求罢免刘镇华。
面对此种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织的复杂矛盾冲突，刘镇华深感若是不能及时解决，自己在陕西的政治生涯可能就会早早结束，最终决定以筹办西北大学来应对。1923年8月，刘镇华任命同乡傅铜担任西北大学筹备处处长，操办相关事宜。
此后，关于西北大学校址选定问题，还曾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然而，刘镇华自知，西北大学校址必须选定在陕西，否则自身难保。于是他更为紧迫地加快了筹备工作，甚至为了壮大舆论声势，还请得来陕讲学的康有为为西北大学书写了门牌。最终，北洋政府于1924年1月正式批准“国立西北大学”立案，刘镇华将原陕西法政专门学校与李仪祉先生所办水利道路工程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任命西北大学筹备处处长傅铜为校长。同年2月，学校开始正式招生，最终录取260多名学生;3月，正式开学上课。
缘于刘镇华的私心算盘，再加上两人的同乡情谊，傅铜在走马上任西北大学校长后，自然处处得到刘镇华的鼎力支持。为了博得政治文化资本，同时也是为了装点门面，1924年暑期前，刘镇华与陕西省教育厅合议，决定筹办一期“暑期学校”，邀请当时学界名流来陕讲学。而鲁迅即在此种背景之下来陕讲学的。
二
鲁迅到西安后，就住在国立西北大学教员宿舍的北院，如今已改为鲁迅先生纪念室。此时的鲁迅任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分管社会教育工作。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等校兼任讲师。与鲁迅非常熟识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这样描述此时期鲁迅的生活：“这时候的教育部，薪水只发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办的，所以鲁迅很有工夫教书，编讲义，写文章。……教书是除北大外，还兼任着师大。”
1924年6月28日，鲁迅到晨报社拜访好友孙伏园，碰巧也遇见了当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文友王品青，于是受邀赴先农坛西北大学办事人做东的宴席，席间即与众人商定赴陕讲学之事。在此还需进一步交代的是，王品青是鲁迅非常赏识的一位文艺青年，经常与鲁迅通信、互访、吃饭、看电影等，两人交往很是密切。此外，《鲁迅日记》中提到的“西北大学办事人”为王捷三。王捷三，陕西韩城人，是王品青的北大同学，当时还是西北大学驻京代表。虽然，王品青就读于北大物理系，王捷三就读于北大哲学系，但爱好文学的共同兴趣使得两人成为挚友。平时两人常去鲁迅家中做客，交流关于文艺与时局的看法。在得知此次暑期学校的事情后，两人便致信西北大学校长傅铜邀请鲁迅来陕讲学。不久，王品青便将傅铜的邀请信转交鲁迅，鲁迅接受邀请。
上述可以说是鲁迅赴陕讲学的客观原因，至于其主观方面的原因，前人多解释为是为创作长篇小说或戏剧《杨贵妃》做准备。根据便是鲁迅于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夫人的信件：“五六年前，我为了想写关于唐朝的小说，特地到长安去了一次。”此外，郁达夫、冯雪峰对于鲁迅准备创作小说的事情也有相关记述。作为教育部官员，关注各地教育发展，奔赴各校讲学，是为职内之事，更何况他创作这部小说也是由来已久，想亲身来感受下这汉唐文化的恢宏。
但查《鲁迅日记》可知，1923年7月19日，鲁迅收到弟弟周作人的一封信，直言自己先前的梦虚幻，现在是要订正，重入新的人生，并请鲁迅不要到后院来，等等。此后，鲁迅即搬往别处。这也就是著名的“兄弟失和”事件。1924年6月11日，鲁迅又与弟弟周作人发生冲突。为此，鲁迅心里甚是愤懑伤感。再加上，当时教育部人事更迭频繁而且还一再拖欠薪资，对此狷介的鲁迅自然厌恶不已。而在此时节，适得陕西省邀约暑期讲学，即在席间商定赴陕讲学。想必，鲁迅也想着借此西安之行，多少能消解些心中的郁积吧。
7月7日晚，陕西省省长驻京代表在北京西车站食堂为鲁迅等人饯行。饭后，一行众人便搭乘火车南下奔赴陕西。此次同行者有王桐龄、蒋廷黻、李济之、陈定谟、夏元瑮、陈钟凡、胡小石、孙伏园、王小隐等，王捷三陪同。当天《鲁迅日记》载：“赴西车站晚餐，餐毕登汽车向西安，同行十余人，王捷三招待。”
如今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很多在以往让人望断天涯的长阻之路途，基本都可以朝发夕至。当时的交通不比现在的便利，此次与鲁迅同行者孙伏园曾著文记述道，“陆海路的火车只通到河南陕州，陕州下车后就坐船在黄河内溯流西上，至灵宝附近夜间上游暴雨，黄水滚滚东流，在急流之处，犹如一泄(泻)千里，航行十分艰难”。一路来，历经火车、轮船的诸种颠簸之后，14日午后抵达临潼。在临潼，鲁迅等人稍作停驻，游览了华清宫，享受了下久负盛名的温泉浴，用过午饭后，下午终于顺利抵达西安。
当时，“暑期学校”尚未正式开课，闲来无事，鲁迅就和诸位友人同游碑林、荐福寺、大慈恩寺、南院门等古迹名胜，感受了让他遥想多年的汉唐风韵。
7月20日上午十点，学校在西北大学礼堂为暑期讲学的学者们举办了隆重的开学仪式。“暑期学校”计划于7月20日开始，为期一个月，“以利用暑期介绍新学术为宗旨”。当天出席仪式的人员除所请讲师外，还有陕西省省长代表郭涵、督军代表范滋泽、校长傅铜与军政界要员以及西北大学教职员工共约两百人。开学仪式前，众人还在学校后院合影留念。
7月21日，鲁迅即在西北大学正式开讲。因为此次暑期学校对于讲学者所讲内容并无具体要求，所以全凭各自兴趣选定。鲁迅所讲的课程正是他所专心研究的中国小说史，讲题为“中国小说之历史的变迁”，而他对外所用的姓名是其本名周树人。演讲场地有两处，一处为校内大礼堂，一处为学校的风雨操场。鲁迅、王桐龄、夏元瑮的讲座在校内大礼堂举行。查《鲁迅日记》，鲁迅在暑期学校自当月21日开始，至29日结束，讲学八天，共计十一次，十二小时。
对于鲁迅此次讲学的风采，当时听讲者李瘦枝在《“刘记西北大学”的创办与结束》中曾有极为生动的回忆：“记得鲁迅先生穿着一件半新的白市布长衫，平底布鞋，比之其他衣绸纱和洋服革履者似乎是不够学者‘气派’的，由于鲁迅先生的讲演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特别是他在讲演中的那种昂扬的战斗精神，感染力很强……”而鲁迅此次授课的讲稿后来被收录于国立西北大学出版部编辑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并予以出版。为了纪念鲁迅此次的讲学之旅，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图书馆前即建有“1924年鲁迅讲学在西大”的纪念雕塑，以供后世瞻仰、怀念。
暑期学校结束后，陕西督军兼省长的刘镇华，意欲沽名钓誉又请鲁迅去讲武堂做演讲。对此，时任西北爱心英文讲师，兼任陕西省省长公署秘书的张辛南后来在回忆文章《追忆鲁迅先生在西安》中即有记述：“在西安讲学的时候，鲁迅先生所讲的总是小说史。对于学生及教职员讲小说史，对于督省两署和各厅处的职员也讲小说史。刘雪亚(即刘镇华，雪亚为其字——引者注)先生想请鲁迅先生给西安的下级军官士兵讲演一次，让我向鲁迅先生商议一个士兵能了解并感兴趣的题目，我就把这个意见向鲁迅陈述，鲁迅先生回答道：‘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原本刘镇华是想让鲁迅在士兵面前为自己歌功颂德一番，不想，鲁迅直接答复自己只会讲小说史，让这位刘大督军碰了个软钉子。
三
在西安讲学期间，有一个地方曾特别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与兴趣，那就是著名的秦腔班社易俗社。而且在来陕途中，鲁迅就曾和孙伏园谈到该社，还说自己“很有兴趣要看看易俗社的演出”。
易俗社，成立之初名为陕西易俗伶学社，后改为易俗社。其于1912年8月13日，由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会员、陕西修史局编撰李桐轩、孙仁玉等人，在共和革命的感召下，发起筹建，并在陕西省议会礼堂举办了成立大会，公举杨西堂、李桐轩为社长，张凤翙为名誉社长，薛卜五、王伯明、孙仁玉等为评议。成立后，在当时的土地庙什字挂牌，于土地庙什字小学内教练学生。《易俗伶学社缘起》曰：“同人忧之，急谋教育之普及。……爰结斯社，取名《易俗》，意在移风易俗，俾久压于专制之民……”即易俗社的来由。如今悬于门额上的楷书“易俗社”的匾额，是由当时易俗社文化教员洪子明所题写。1917年6月，易俗社花了六千两银子，购买了关岳庙前舞台房产两院，正式议定以关岳庙巷为易俗社本社，就是今天的西安市西一路易俗社剧场所在地。
作为新式戏剧团体，易俗社分设评议部、编辑部、学校部、训练部。同时还创办有自己的白话月刊《易俗白话杂志》，刊登戏剧理论、剧本，以及与易俗社相关活动等方面的文章。
与旧式戏班不同，易俗社称呼学员为学生，而非学徒，当年隶属陕西省教育厅。学员入社后，先学文史课程，合格毕业者方可开始学习戏曲，至六年戏曲学习结束，合格者即得毕业证书，这时才有机会登台亮相或者吼上一嗓子。正是因为易俗社这种将教育、训练与演出相结合的教育培养模式，造就出了大批优秀的戏曲人才。
在西安讲学期间，鲁迅曾赴易俗社观戏五次，时任易俗社评议长、社长的李约祉先生很热情地接待过鲁迅。一次是自己去看，另外四次是受邀，其中三次是在到西安后讲学开始前。他还从暑期学校的课资中拿出五十银元捐予易俗社，以示对其成立十二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当然，还有至今广为传颂的给易俗社拟题“古调独弹”的梨园美谈。然而，让人甚感惋惜的是，“古调独弹”的匾额后竟毁于战火。如今的匾额乃是复制品。
前些年，有人对于易俗社“古调独弹”匾额的真伪问题发表不同看法。认为，作为梨园佳话的鲁迅题匾之事，乃是事后杜撰追加，有广告的嫌疑。再者，也有人认为，题匾之事为实，但“古调独弹”四字并非鲁迅亲自题写，而是事后集鲁体四字而成。此外，有关匾额上题名人数等，也是有多种说法。其实这种种的争议也正说明，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还是很浓的。
对于鲁迅在易俗社看戏，同行者兼好友的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有着极为生动的记述：“在西安待了二十来天，我和鲁迅先生与夏元瑮先生三人要先返京，临行之前，易俗社特设宴为我们饯行。鲁迅先生平素是不愿参加这种繁文俗礼的，但由于他对易俗社颇有好感，因此欣然赴宴。这次饯行却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宴席摆在易俗社的剧场内，舞台上由易俗社的主要演员刘箴佶(俗)等演出精彩节目，台下除我们三位宾客外，就只主人十余人，其他再无旁人。我们一边看戏，一边畅谈，一边就餐，这是我从未享受过的一次极饶风趣的宴会。”鲁迅回京后，于8月18日在日记中载：“……寄李约祉《中国小说史略》二三……”也可说明，鲁迅不忘在西安时李约祉对他的盛情接待。
此次陕西讲学之旅，鲁迅除过在西北大学演讲和在易俗社看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在书院门等处“阅市”。书院门在永宁门之东，因“关中书院”而得名，关中书院是书院门的主要文化标志，也是西安为数不多的古代教育遗存。书院门东西走向，全长三百余米，集中了很多碑帖拓片、名人字画、古书。对于碑帖、古书之类，鲁迅历来非常喜欢，此前就曾专门搜集整理过金石碑帖。“长安自古帝王都”，这里有着无数的秦砖汉瓦，所以鲁迅自然不会放弃此种难得的机会。讲课之余他就曾多次与友人一同前往南院门等处“阅市”，搜寻碑帖、古玩。在抵达西安第二天午后，鲁迅便赶往碑林游览，当日晚上又同张勉之、孙伏园“阅市”。此后几日至暑期学校开课前，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在西安城里游览一番，荐福寺、大慈恩寺、南院门等处都曾留下了鲁迅等人的足迹。
当时就有一位古玩店的老板带着碑帖画像慕名前来拜访鲁迅。在离陕回京的路途中，他还去游览了多家古玩店铺，先后购得《苍公碑》二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二枚、《卧龙寺观音像》一枚，加上刘镇华临行前送来的《颜勤礼碑》十份和《李二曲集》一部，鲁迅在西安可谓满载而归。这些在他的日记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可以说，鲁迅的这次赴陕讲学之行，收获还是颇丰的。而有关上述情况，一贯记录日记的鲁迅在其日记中均有简明记述。
当然，鲁迅的此次陕西讲学之行，让他感兴趣的地方和事物有很多。例如，陕西方言就引得鲁迅的好奇，并且他还借此与友人开过玩笑。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写道：“到西安后某日，鲁迅先生很风趣地带着初学来的陕西方言对我说：‘张秘夫(即张秘书，长安土话把秘书的书字念作夫音)要陪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哉。’”这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领略了鲁迅活泼俏皮的一面。
8月12日，鲁迅返回北京，加上往返路上的时间，前后共三十七天。虽说在陕讲学时间不足一月，但鲁迅等人毕竟将当时诸种处于时代前沿的科学文化种子播撒在了这片三秦大地，以至此后渐次生根、发芽，及于今日更加茁壮繁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