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年以后，这件事就跟我发生了某种关系。此是后话。
我那时最苦恼的还是自己的处境和前途。电石车间是制造维尼纶的第一道工序——把焦炭和熟石灰熔炼成电石。我被分配在车间里最艰苦的电炉工段，工作跟炼钢工人很相似，戴着墨镜，握着一丈多长的钢钎，待电石炼成时捅破出炉口，火红的电石液喷溅而出，宛如一条火龙，流入巨大的钢锅，由电动车拉走。电石坨冷却后抡大锤砸碎。这情景听上去很壮观，但实际干起来却不怎么好玩。出炉时，炉体周围的温度达到七八十度，人好比是贴近火炉的馒头，几乎要被烤焦了。炉口喷出来的电石液火星四溅，稍不留心就会被烫伤。我几次遇上师傅穿的棉衣被烤得冒烟、着火，赶紧脱下来扑打、浇水，火才熄灭。火红的电石液一碰上水滴就爆炸，而电炉中的冷却水管常常漏水，多次发生爆炸，有人就曾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每一次爆炸后就停产检修。每次下班，我们的工作服都被汗湿透了。我看到，每一位师傅的工作服后背，都有一幅汗碱浸出的白花花的“地图”，能刮下二两盐来。邻近的白灰工段干的是把石灰石烧成熟石灰的工序。这个工段几乎全是女工。每次下班，我看见这群姑娘一身石灰粉，通体灰白，捂着肮脏的大口罩，眼睫毛上都是白灰粉。
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在车间洗澡房，工人们将一身肮脏破烂的工作服三两下脱在地上，跳进澡池，发狠似的打肥皂，搓洗，打了一遍又一遍，洗了一通又一通，似乎这是最后一次洗澡，要把这些肮脏彻底洗干净，永不再染。从另一个洗澡房出来的白灰工段的姑娘们，垂着湿溜溜的长发，一个比一个新鲜靓活。里面有两个平时辫子及腰、身材苗条、堪称“厂花”的姑娘，分别叫马丽君、乔继霞，更是出众，直看得电炉工段的小伙子们眼神都直了。可惜，也就过过眼瘾而已，白灰工段的姑娘们决不找电石工人处对象。也难怪，难不成小两口都成为电石工人，回家互相搓澡?
我的师傅，班长大韩、班副陈志河，还有面相英俊且人极憨厚的大郭师傅，都是过三十的人了，还是光棍。大韩是山东人，一米八的个头，腰杆倍儿直，五官周正，脸白，性情温和，绝对的棒小伙儿，可就是没人“跟”。车间主任、书记给张罗了好几个姑娘，见面也喜欢，可人家一听是电石工人，就不吭声了，再也不愿见面。失败的次数多了，大韩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汉子，脸永远沉着。他们已经习惯了艰苦的劳作，但最不能忍受的是势利的姑娘们鄙视的眼光。陈师傅实在无奈，干脆调回老家找农村姑娘去了。事实上，电石工人个顶个的都是挑出来的麻利、健壮的小伙儿，体格精壮、眼疾手快，干活儿特别利索。这群小伙子，组成了一个光棍车间。
师傅们如此，我一个大头徒弟还有什么戏?等着吧。
我后来读到陈建功的短篇小说《丹凤眼》，说的是京西煤矿上有个丹凤眼的漂亮姑娘，单单就喜欢上了一个下煤窑挖煤的文弱小子。我心想，“煤黑子”比电炉工的活计还差，那么俊的姑娘能看上你?
我印象最深的是电炉工段副段长张建国(从名字上看，他可能出生在1949年)。他是南京人，中等个头，经常穿一身印了“地图”的脏污的工作服，一副精悍的样子，干起活来是个不要命的主。电炉每次出险情，喷溅红焰的炉口堵不住，遍地烈焰熊熊，他头一个往上冲，大皮鞋踩在烧红的电石渣、铁轨上，滋滋冒黑烟，他根本不当事，玩儿命。也是他，曾带领一群青工，跟寻衅滋事的数百名民工打过群架，抡起铁锹就照人身上砍，玩儿命。他平时极少说话，偶尔一笑，有一股狞厉的味道，偶尔自言自语蹦出一句就是：“什么世道!”让人吃惊。我那时候懵懂，不懂他的心思。后来我才知道，文革后期，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中国的工业生产落后于西方何止二三十年?!1977年，中国这辆脱轨的列车还没有被扳回轨道，兰州的工厂里还是以“抓革命”来“促生产”的思路，也就是以批判“四人帮”的方式来“促”生产，而事实上，“抓革命”与抓生产完全脱节，二者根本不搭界。中国人还在以文革中的这种荒谬逻辑糊弄自己。兰维厂的机器有不少是进口的，没有任何外国技师指导，青年工人们还没有掌握机器操作，只是在用自己摸索出的一点可怜的操作经验勉强维持着生产。唯一已投产的电石车间事故频出，走走停停。有机车间、纺丝车间等两个主体车间都还未投入运营，离生产出维尼纶还早着呢!生产极不正常，工人们收入微薄(月工资在24元至36元之间)，工作环境艰苦，看不到人生前景。他干活疯狂，打架不要命，其实是在借机发泄心中的苦闷。